日期：1968-3-0 作者：《井冈山之声》编辑部
《井冈山之声》编辑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九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毛主席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指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毛主席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哲学、经济、史学、文学、新闻、戏剧各界里开展了对资产阶级的大批判。
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大反攻的号声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高举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旗帜，长期以来，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那黑云翻滚、群魔乱舞的岁月，她紧跟毛主席，坚持真理，力排众议，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亲自领导了京剧革命，冲破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层层压制和阻挠，攻下了京剧这个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顽固堡垒。一九六三年我国掀起了京剧革命的伟大高潮。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登上舞台，大放光彩。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文艺界的反动统治，在一份反映柯庆施同志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批示，尖锐指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七月三十一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与周总理、康生、江青等同志的指导下，全国现代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
江青同志几年来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英勇奋斗，辛勤劳动，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沙家滨》等革命样板戏胜利演出。
演出期间，毛主席观看了《沙家滨》、《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优秀剧目，并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了京剧革命的道路。
刘少奇、邓小平的黑手伸进了这个演出大会。一贯反对京剧革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周扬、夏衍等伪装热心京剧改革，挤进大会大放厥词。彭真在讲话中恶毒攻击京剧革命现代戏是“粗制滥造”、“四不象”，他说：“你们最近可以把那些古人戏稍微搁一搁……，索性搞那么一段时间，把现代的革命戏演顺了手，那时，再同时演一部分古代人的戏也好”与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企图从根本上否定京剧革命。
江青同志向观摩演出人员作了《谈京剧革命》的重要报告，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京剧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发挥了毛主席关于京剧革命的指导思想。
这次演出的成功宣告了京剧的新生，大大促进了文艺界各条战线的革命化。
“革命经常是由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京剧打开缺口的。”(陈伯达)以京剧革命为标准的文艺革命，是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
六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的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又一次作了极其重要、非常尖锐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其（应为“某”——编者注）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同时，毛主席又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所谓《整风报告》上批道：“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观看现代革命戏剧、舞蹈等等，并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八月，毛主席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道：“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
九月，毛主席在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写的信上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十月八日，毛主席观看了江青同志指导创作的我国第一个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热情鼓励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二月中旬，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北京京剧一团把《芦荡火种》作了重大修改，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突出了武装斗争，并改名为《沙家滨》，再度公演。这是与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长期斗争所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
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旧剧开了新生面，八个样板戏大放异彩。
毛主席的一系列伟大指示和文艺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得那些盘踞在文艺领域内的牛鬼蛇神和他们的后台老板们一片惊慌。
三月三日，刘少奇、邓小平泡（应为“炮”——编者注）制中央书记处会议记要。胡说一九六四年以来学术、文艺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搞过“火”了，“妨碍了创作繁荣”，要赶紧“刹车”。邓小平在会上恶毒地攻击文艺革命，影射江青等同志。他说：“文艺作品演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多完美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有人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预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威逼，他们处心积虑地否定京剧革命的伟大成果，妄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了，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颗划破长空的红色信号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拥有七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六十年代世界革命根据地里开展起来了，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的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是当代马列主义的最高峰。
65．11—66．5．16，这长达八个月的时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阶段。这一时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党的上层机构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极其激烈的。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三家村”的后台老板，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彭真，是这一时期黑司令部的台前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彭真在反革命的“二月提纲”中扯起了三面破旗，祭起了五大法宝，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拉向资产阶级纯学术批判的邪道，加以扼杀。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毛主席制订了“五·一六通知”。粉碎了刘邓——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姚文元文章——反革命“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是组成这八个月惊心动魄阶级斗争画面的三大环节。
一九六五年九月，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很早就察觉到吴晗的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并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但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故意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同伙、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主要成员郑天翔、万里、邓拓等人，但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对当时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员康生同志却一直封锁着。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旧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毒地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举起“错误人人有份”的棒子来打击左派，包庇右派，说什么“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他大肆兜售反动的“先立后破”论，胡说：“没有立，不能彻底破。”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高举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伟大红旗，提出了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大野心家罗瑞卿无耻诬蔑，说这是“瞎说一通。”
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文章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坚决支持下，江青同志亲自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写的。文章写好后，毛主席又亲自看了三遍，然后由江青同志拿到上海公开发表。
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彭真一伙们利用大权在握，千方百计想扼杀这篇文章。江青同志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冒着风险，顶着恶浪，秘密地组织写作班子，经过七、八个月的反复修改，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讯号，揭开了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攻的序幕。
十一月十一日——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阎王”陆定一一伙死死控制北京各报刊，不许转载姚文。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吴冷西、邓拓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黑会，大骂江青等同志在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会上，他包庇吴晗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比较积极。”阎王周扬等马上附和，说什么：“姚文元的文章后一部分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
中南地区，在“南霸天”陶铸的控制下，也迟迟不转载姚文。
姚文发表后，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郑天翔(书记处书记)、邓拓(书记处书记)、李琪(宣传部长)、范瑾(副市长)等频繁接触，密谋如何对付姚文元。旧《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曾两次向《文汇报》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邓拓马上给吴晗通风报信，让他准备反扑。吴晗气焰嚣张地说：他不服姚文元的文章，已经看了很多材料，准备写文章同姚文元辩论。邓拓高兴地说：“好啊！可以嘛！”
十一月十五日 彭真宣扬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九日，因北京等地报刊不转载姚文，毛主席英明指出：出小册子。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变，电话询问也不表态，直到二十五日，才被迫同意。最后，北京仍然不给发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彭真包庇吴晗，恶毒攻击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他说：“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别的人还有《海瑞上疏》，《海瑞背纤》、《大红袍》，《小红袍》。”以后，彭真又点名攻击张春桥同志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
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判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是周扬亲自到上海叫周信芳搞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彭真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大叛徒邓拓说：“吴晗现在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会上，彭真一面不得不让北京各报转载姚文；一面又提出所谓“放”的方针，并且叫姚溱通知《光明日报》，不得同一天转载姚文，“以免震动太大。”于是《光明日报》拖到十二月二日才转载。彭真还布置旧北京市委一伙说：“明天要转载姚文元文章，要赶写一个按语，特别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功夫，凡提吴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
十一月二十九日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也转载姚文。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并别有用心地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煽动牛鬼蛇神攻击姚文元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按语是由彭真口授并亲自发稿的。
十一月三十日(一)《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是吴冷西按照彭真意见起草，又经过许立群、姚溱参与讨论和修改定稿的。按语只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强调所谓要“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煽动牛鬼蛇神起来反扑。
(二)邓拓向北京高等院校作紧急布置“各校要以《北京日报》按语为方针，搞学术讨论。”鼓吹“要掌握具体材料，要有具体的东西。”要人们去查史料，去钻故纸堆。
陆平黑邦（应为“帮”——编者注）立即胁迫北京大学法律系革命师生查《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等“资料”。“研究”海瑞“平冤狱”问题。
十二月一日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黑会，大肆攻击《解放军报》按语，说“《解放军报》说《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说的太早了。这样一说，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部队的同志只考虑部队的教育问题，不考虑全国的影响问题。”并吹嘘《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较稳重”。彭真又鼓吹所谓“放”的方针，说什么：“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赞成姚文元的各种意见都讲才好讨论。”他竭力把对吴晗的斗争从政治斗争拉回到“纯学术批判”，说什么：“这次讨论不但是一个戏的问题，牵涉到历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清官与贪官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京剧改革问题、美学问题等，要真正地当成一个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会上，彭真授意周扬等化名“方求”写文章。在同一天的旧市委会上，彭真又亲自布置邓拓写一篇关于道德继承论的文章。
十二月三日姚溱、吴冷西召集中央级报刊负责人开会，贯彻彭真的意图，叫嚷，“不要集中在吴晗一人身上，对问题不对人，现在不是把吴晗本人搞臭。《人民日报》的按语中，我们就勾掉了吴晗，勾掉了与其它有关的问题。……”
十二月四日在彭真指使下，旧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文艺战报》连出几期增刊，刊登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攻击姚文元同志的大毒草。甚至搜集来了北京京剧团反党分子提供的“材料”，胡说吴晗是被剧团拉上马不得已才写这个剧本的。李琪露骨地说：“这几期增刊就是编给康生、江青同志看的。”
十二月七日阎王殿的黑刊物《宣教动态》配合彭真等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登出[“]上海知识界人士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反映”，攻击姚文“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网，陷人于罪”等等，以后，这个刊物一次又一次地诬蔑姚文是“大棒子”，“文学狱”等等。
十二月八日——十五日党中央在上海开会，揭发、批判了大军阀罗瑞卿的三反罪行。
吴晗写出了反扑的文章，但不能马上拿出来，彭真闻讯后，叫邓拓、范瑾出面给吴晗写信，说：“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充分发表，不必顾虑重重。”“《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阅过的(按：你们所谓的中央，就是彭真的朝庭),《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市委审阅过的。我们一定按照这两个按语去做。”还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弄清楚。”看！又是鼓励又是订（应为“定”——编者注）调，一群狐朋狗党。
十二月九日刘少奇指挥彭真、蒋南翔、陆平等大搞“一·二九”纪念活动，吹捧自己，反对毛主席。
十二月十日彭真在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恶毒诬蔑、谩骂和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他说：“人民觉悟的提高，不仅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靠反面教员。……毛泽东思想也不能完全教会人民，只教会一半，至少那一半是要靠反面教员才能把他们教好的。”
十二月十二日 旧《北京日报》、《前线》抛出大叛徒邓拓的大毒草，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株大毒草是彭真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传阅定稿。阎王许立群、姚溱也参加了“审阅”。
在修改此文时，彭真大放厥词，叫嚷要把“题目扩大，战线拉长”，说：“题目多，参加讨论的人就多，象看‘大世界’一样，混战一场。现在就是一个字：‘放’”。他指使范瑾，《北京日报》要登全国各地报刊各种学术讨论摘要。企图把水搅浑，混战一场，转移目标。何其恶毒！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在国际饭店开旧市委工作会议，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你有什么都可以讲。”给吴晗撑腰[，]要他坚持反动立场。
在杭州谈话中，毛主席又一次尖锐地指出：“《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大大的鼓舞了左派的斗志，武装了革命人民，揭穿了刘少奇、彭真一伙赫鲁晓夫式野心家的阴谋诡计。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康生等同志以及彭真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再次强调指出：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立刻跳起来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竭力掩盖吴晗的要害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要求单独和毛主席谈话。事后，这个野心家狗胆包天，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七日 旧《北京日报》抛出吴晗假检查、真反扑的大毒草，《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发表时，不加按语，支持吴晗的反扑。这是彭真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见报前，范瑾奉彭真之命，先送给姚溱“审阅”。
这株大毒草一出笼，就被广大革命群众揪住了，彭真极为恼火，大叫：“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范瑾也跳出来为吴晗辩护，说：“不要任何一个自我批评一出来，都认为是假检讨，真进攻，这样人家就没法活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周扬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大毒草，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此文是假批判真包庇的典型，把吴晗一伙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轻描淡写地说成一种一般的“社会思潮”，完全掩盖了《海瑞罢官》的反动的政治实质。
十二月三十日 (一)《人民日报》转载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编者按语是彭真授意，吴冷西写的，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按语草稿上有这样一句：“吴晗的自我批评有进步，值得欢迎。”因太露骨[，]定稿时才“忍痛”删去。
吴晗的假检查一出笼，阎王殿马上在《宣教动态》上借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口为之助威，说：“吴晗的认错不是假的”，“吴晗说写《海瑞罢官》是糊里糊涂写出来的，这可以说得通。”等等。
(二)彭真在旧市委开黑会，指示范瑾利用记者收集情报。并叫郑天翔派人常驻沪、穗、汉、渝、沈等地搞反革命情报，说过“大闭塞怎么能作战呢?”一语道破了他的反革命阴谋。
十二月三十一日 彭真叫范瑾“找一批与吴晗观点相同的文章，放手‘放’。”于是，旧《北京日报》马上抛出一批为吴晗辩护的毒草。
一九六六年
一月二日 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开会，让三反分子胡绳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会上彭真大谈所谓“放”，别有用心地说：“扯得越宽越好。”并又一次指责《解放军报》按语“妨碍了放。”胡说什么“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大阎王陆定一同彭真一唱一合，说什么“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并再一次攻击上海发表姚文没有和他打招呼。
在这次会上，康生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同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怀罢官以后，即着手写《海瑞罢官》。
一月八日 十一日（原文如此——编者注） 《北京日报》登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琪的大毒草《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署名李东石。把吴晗的三反罪行，说成是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问题。这株毒草是在彭真的指使下起草，并经彭真，旧市委书记处和周扬、许立群等“讨论”、“审阅”、修改定稿的。
一月九日 彭真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记要》，竟砍去了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部分。
一月十二日 旧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硕对陆平搞的反革命经验大加赞赏，说“北大法律系研究海瑞七十一个案例，就是个好办法。鼓吹“要扎扎实实地研究资料”“不能空对空”。陆平受宠若惊，回校更起劲地压迫北大革命师生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效劳，甚至动用修正主义的党纪法规，命令“党团员应该无条件完成”这个“任务”。
一月十七日 彭真为了进一步控制局面，让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哲学研究》六个编辑部人员开会，并叫许在会上宣布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由他们来管，稿件和版面都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许立群又强调一通所谓“放”，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妄图转移对吴晗问题的批判。
一月二十日 彭真在驻外使节会议上，疯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胡说：“毛泽东思想不完整，并不是每句话都正确”等等。
一月二十三日 刘少奇、邓小平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泡（应为“炮”——编者注）制的《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顽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月三十一日 许立群按彭真的指示，先后搞了七个包庇右派、攻击左派的黑材料，送交彭真，并附上一封亲笔信，提出了他对“学术批判”的“意见”。为泡（应为“炮”——编者注）制反革命“二月提纲”作准备的。
一九六五年七月——一九六六年一月 在前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直接主持下，召开了北大社教运动史上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彭真跑去作了报告，挥舞“左派要整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大棒，并胆大包天，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谣，说什么：“毛主席说，陆平是个好同志”，以用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至高无上的威信来打击左派、包庇陆平黑帮。这次会议，由邓拓、许立群出面挂帅，彭真亲自导演，刘少奇、邓小平背后撑腰，残酷斗争北京大学一百多名革命左派达七个月之久，对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北京大学革命左派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英雄气慨，顶风斗浪，坚强不屈。一月份，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旧市委反党集团开始暴露了。邓拓说：“形势发展很快，再拖就要犯政治错误了。”迫不得已，只好草草收场。
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受林彪副主席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请来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期把持文化界领导权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这是一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
二月三日 与江青同志的座谈会完全对立，彭真在北京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
会上有两种根本对立意见的斗争。
彭真代表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发下了许立群搞的七个黑材料，大肆攻击左派，彭真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 ‘学阀’”。同时又竭力包庇右派，他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他美化反共老手邓拓说：“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又大谈所谓“放”，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并叫许立群宣扬什么“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许多人不敢讲话了”等等。陆定一与彭真紧紧配合，又大反斯大林一通，胡说什么“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康生等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一直作了坚决的斗争。康老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左派，要集中火力针对吴晗，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康生同志严厉斥责许立群之流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整左派的黑材料。
会后，彭真利用权势，成立了所谓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封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叫许立群和姚溱给他起草“汇报提纲”，并说要简明，要快。
晚上，彭真又给许立群打电话，问《提纲》明天能否搞出来?许说：“行！并问彭：会上意见不集中，怎么写法好。”彭真说：“可以照我最后讲的话写嘛！旁人的话也吸收些就行了。”电话中决定以“五人小组”的名义写，说这样做比以彭真个人名义发表好。这个黑电话为《提纲》定好了调子。
二月四日 许立群和姚溱，在钓鱼台关起门来泡（应为“炮”——编者注）制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也严密封锁。
同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天翔在旧北京市委会上传达“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的内容。会上黑话连篇，乌烟瘴气。他们一会儿吹捧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水平高”，一会儿又给邓拓打气说：“你是左派，你有错误，在党内检讨一下就行了。”邓拓叫嚣说：“我不怕，我写的文章没有什么影射，可以辩论。我手上也有别人不少小辫子。”
二月五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在家里开政治局党委会，讨论并通过了反革命“二月提纲”。彭真在《提纲》上写着“此件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会上，许立群、胡绳口头“汇报”，彭真插了一些话。“汇报”完后，彭真问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欣然同意说：“没有什么意见了。”邓小平也表示同意。彭真问刘，是不是就照这个提纲向毛主席汇报，刘说：“可以这样！”可见这个“提纲”的后台老板就是刘少奇，实际上也就是刘少奇的“提纲”。
二月七日 彭真、许立群、姚溱等密谋，如何向毛主席“汇报”。姚说：“先务虚，后务实”，“要概括些”，要把左派、右派混在一起讲。企图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
二月八日 彭真带着许立群、胡绳、吴冷西等人，到武昌去向毛主席作所谓“汇报”。彭真采用欺骗手法，让许立群先讲一通，他作一些补充和插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和彭真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两次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却事后造谣，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诬蔑这些批判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当彭真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时，毛主席立刻严厉驳斥，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汇报”以后，这个反党野心家彭真公然对抗毛主席指示，滥用职权、叫许立群和胡绳搞了一个所谓的中央批语，把他的《二月提纲》变成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又用罪恶的欺骗手法，说文件毛主席已经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十二日 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支持下，反革命“二月提纲”正式发到全党。这个“提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它扯起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三面破旗，发起了“五大法宝”，企图扼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反革命“二月提纲”的出笼，是刘邓——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蓄谋已久的篡党、篡政、篡军阴谋的大暴露。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和胡绳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各报刊负责人传达二月黑“提纲”。他们绝口不提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而是大肆贩卖彭氏黑货，迫不及待地把矛头指向左派，诬蔑左派“自以为一贯正确”，“老虎屁股摸不得”。他们露骨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叫嚷什么思想斗争、学术争论时，应当“暂时忘掉无产阶级专政”。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陆平等混蛋居然被指定为小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同志正在讨论时，彭真带着许立群、胡绳到×线“参观”，和李井泉密谋，走时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一日 彭真一伙以为阴谋得逞，得意洋洋。许立群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名义发出《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什么“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等等。
三月二日 旧北京市委为保护吴晗，调他到昌平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化名“老李”(李明光)。
三月十七日——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指示。毛主席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不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刊、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彭真找了邓拓、范瑾、蒋南翔、宋硕及部份高校负责人开会，研究旧市委简报上刊登的北大法律系考证“海瑞狱”的“经验”。这个“经验”介绍说：“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检查了可能找到的有关海瑞的文献的一千五百卷，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资料，写出一篇批判吴晗关于‘平冤狱’问题的文章。”彭真对这个反革命经验非常重视，倍加褒奖，说：“批判吴晗的文章中有一篇写得很好，这篇是几个大学生查了许多古籍，论证了海瑞平冤狱是假，这种批判最有份量，最有说服力。”他还在上面批示说：“方向正确、方法对头，值得推广。”企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繁琐考证中去。
这个会上，彭真反革命集团又抛出了调虎离山计，用假“半工半读”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在这方面，陆平又创造了一个“典型”。还在二月一日，旧市委就在北京大学搞假“半工半读”的反革命试点，彭佩云亲自带队，把北大历史系搬到十三陵。“开学典礼”上，邓拓、宋硕、蒋南翔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亲临会场，以示重视。会上，他们大肆放毒，叫革命师生不问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狠抓教学”，蒋南翔还肉麻地吹捧邓拓一通。文化大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彭佩云就愈加着慌，她上窜下跳，拉线搭桥，频繁地来往于前市委(彭真)——燕园(陆平)——十三陵(历史系)之间，死死保住这个反革命的试点。他们强迫革命师生要“三个月内解决世界观问题”，“编出三本书”， 就是不让搞文化大革命。三月底，旧市委把这个“试点”推向全市。在三月二十五日这个会上，彭真说：“所有学生都下乡去搞半工半读，要批判旧的教科书，改革教学方法。要整系下去。……帐篷已安排去做，你们去筹备，邓拓可以挂帅。”于是，北京市刮起了一股下乡搞“半工半读”的歪风，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月二十八日——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话，发出了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又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这个意味深长的发问实在令人深思、猛醒。毛主席还指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严厉地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指出：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主席的讲话是彻底捣毁反革命“三家村”“四家店”“阎王殿”的动员令。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三月三十一日 康生同志向彭真详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这个四家店的大头目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否认他包庇吴晗的罪行，说他只是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与此同时，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刘仁急忙把正在参加四清的李琪、张文松(彭真的小舅子)调回，准备负隅顽抗。
四月一日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中宣部的阎王们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抗毛主席的批评。是日，许立群要邓拓送去一份替吴晗喊冤叫苦的材料《吴晗近况》，看后立即批登简报。同时，邓拓还送了《焦菊隐反动文艺理论的资料》给许，作为制造混战之用。同一天，在彭真的指示下，刘仁、万里召集张文松、李琪、范瑾等在市人委交际处开紧急会议。万里传达彭真的话说：“‘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否则更被动。”又说：“对邓拓的本质应有一个认识，他是个好人。”会上决定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市委三人领导小组”，由张文松、李琪、范瑾、宋硕组成“四人办公室”企图进行垂死挣扎。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指示。彭真向毛主席作假检查，企图蒙混过关，只是空洞地说：“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四月三日 彭真偷偷地把未经中央正式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送给许立群和林默涵，林歪曲和剽窃《纪要》的内容，四月七日，抢先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捞取政治资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所谓三十年代的错误路线辩护。
是日，彭真在家中召开北京市常委会，掩饰自己的措误，布置对抗中央。还说什么：“坏人不包括邓拓。”
四月五日 彭真感到灭亡的预兆，在家中召集旧市委一伙反革命分子开会。会上，讲了一通江湖黑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拉一把比踏一足好。”并表白自己说：“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 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还为自己开脱说：“我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几个吴晗出来，结果是幻想。”他继续包庇邓拓说：“邓拓拥护三面红旗，心是好的，但写的东西乌烟瘴气，他在《前线》编辑部一月份已作了检查。”还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叫嚷：“左派要整风，清理思想。”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晚，旧市委书记处开会。刘仁、郑天翔、万里在会上假惺惺地“批评”邓拓。邓拓说：他犯了错误由他“自己负责，其他人没有责任。”以保住旧市委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会上通过了旧市委关于邓拓所犯错误向中央、华北局的假报告。彭真指示说：“责任要写含糊一点。”后来定稿时，彭真将报告中邓拓“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一句删去，把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一句，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在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总理参加。会上，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胡说他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继续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当场戳穿了彭真的鬼花招，系统地批判了彭真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罪行。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揭发、批判了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最后，周总理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文件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的第一次批语已撤销，另换了一个新的批语)“《纪要》经过毛主席三次审阅修改，它和反革命的《二月提纲》是针锋相对的。它是讨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檄文，是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宣言书。《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个《纪要》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副主席语)
四月十日至十五日 彭真连续召集旧市委常委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企图用假批判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罪行，玩弄舍车保帅的手法，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抵抗。
彭真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旧市委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传阅，严重违背党的纪律。
《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反革命的编者按于十日开始泡（应为“炮”——编者注）制。
四月十五日 旧市委开会讨论“四人办公室”起草的四月十六日编者按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天翔说：“邓拓的主要错误是好古”，又说：“对邓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虑。”草稿讨论后送到彭真家中，他亲自修改，边改边说：“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他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名字排列作了煞费苦心的安排，并下令在第二天见报。事后，彭真亲自打电话安慰邓拓，要他做好“思想准备”，并打气说：“改了还可以当文化革命战士。”当天，李琪把假批判真包庇的材料和编者按语稿送给许立群、林默涵看，三人关门一起密谋。与此同时，“四人办公室”召开全市党委书记会，提前贯彻四月十六日按语反革命精神。
四月十六日 (一)毛主席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反党罪行。决定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二)旧《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抛出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材料和精心泡（应为“炮”——编者注）制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把“三家村”村长邓拓描写成一个小卒，而把早已揭露的三反分子吴晗说成是主帅，廖沫沙是主将。
当天，旧《北京日报》和《前线》编辑部要邮局与八大城市联系增加发行数量。并大搞特务活动，向中央“摸底”，搜集中央的动态。下午郑天翔叫各口汇报对“按语”的反映。还派人去看望吴晗和廖沫沙，并亲自去探望邓拓。晚上，刘仁召集市委会作了阴谋布置：由张文松、范瑾、李琪组织力量，收集左派材料，把矛头指向康生等同志。
(三)北京各高校按黑市委的布署，当天从报社拉回大批《北京日报》，强迫革命师生接受。北大陆平黑帮当天下午就开了假批判、真包庇的全校大会，宋硕亲自导演。陆平在大会上大叫大嚷：“我们主要矛盾指向吴晗，同时又要针对邓拓同志、廖沫沙同志、翦伯赞同志。”
四月十七日，蒋南翔以高教部名义召集京津地区十七所大专院校座谈，会上陆平推销“研究海瑞‘平冤狱’”的反革命经验。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是根据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这篇社论。
四月十九日 中央负责同志批评旧市委，指出四月十六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右派。中央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叫张文松起草第二个假批判、真包庇的“编者按语”，但未来得及出笼。
四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批发了揭发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的七个文件给旧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出要旧北京市委揭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家店的大掌柜的罪行。刘仁慌了手足，同郑天翔、万里等密谋后，决定开市委会。(即四月黑会)
四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黑会”开场。由刘仁、郑天翔、万里主持。会议极为诡密，不设记录，不出简报，内容不得外传，要严格遵守“纪律”。
会上，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批发七个文件是要“整人”。他们暗地查了五八至六五年的中央文件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同志的讲话，整了大批黑材料，铅印十份。后来，中央又批发了第二批揭发彭真罪行的材料，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见势不妙，立刻销毁了材料，砸掉铅报。刘仁在会上拍案大骂：“邓拓五八年来市委，不是市委要来的，是中央分配来的，他的材料我没看过，叛变情况我不知道。[”]
他们极力对抗主席指示，为彭真大唱赞歌，说什么：“彭真在阶级斗争方面不落后，反修战线不落后，社会主义建设不落后，京剧改革不落后，文化革命跟不上主席”。肉麻地吹捧彭真“一贯正确”，表示要跟彭真反革命到底。疯狂叫嚣“二月提纲”“写的精炼，提得很高”。“说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提纲，提得这样尖锐，这样高，我受不了。”
四月二十五日 刘仁派郑天翔、万里、陈克寒去欺骗中央，说什么“市委会上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识提高了”， “认识到提纲是修正主义的”。可恶至极。
四月二十七日 彭真从外地回到北京，刘仁一伙急忙赶去看望。彭真胡说：“我的错误是提纲问题，是骄傲自满问题。”同时又搞了新的阴谋：让刘仁去“休养”、郑天翔去“蹲点”，退居幕后，继续指挥。
五月一日 周总理在欢迎谢胡同志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五月四日 (一)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林彪同志在会上指出：“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复（应为“覆”——编者注）。”说彭、罗、陆、杨是“文武相结合，抓舆论，抓枪杆子，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搞得起来。”林副主席告诉大家：“毛主席最近两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要害部门、电台。”
(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五月七日 毛主席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号召工、农、兵、学、商和党的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五月十日 (一)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
(二)我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华北局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工作组长黄志刚(华北局宣传部长)说：“工作组是来帮助市委抓文化革命的。”给黑帮分子吃定心丸。五月十四日宋硕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北大、清华等高校党委用同一腔调布置运动。“三家村”的伙计玩弄[“]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阴谋。
五月中旬 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委派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通知》宣布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小组由陈伯达同志任组长，康生同志任顾问，江青同志任第一副组长。
《通知》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五·一六《通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伟大的历史文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采取伟大的战略措施，下令广播和发表了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四海翻腾，五洲震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的群众运动席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一撕几十年来伪装革命的遮羞布，公开跳到台前，迫不及待地泡（应为“炮”——编者注）制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反干扰”、“抓游鱼”，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气，何其毒也！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
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激烈斗争的紧要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被刘、邓一伙扼杀的危险时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老人家以最大的决心，最宏伟的胆略，最果断的措施，公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铲除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隐患。扭转了方向，端正了船头。亿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伟大统帅的率领下“上九天”，“下五洋”，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下旬 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传达，她极大地武装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五月十七日 中央文革理论调查组曹轶欧等同志冲破前市委、陆平、彭佩云黑邦的种种阻挠到北大对陆平、彭佩云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鼓励北大革命派起来造反。
五月十八日 林彪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五月二十三日 北京饭店会议开场。会议集中了前北京市委和市人委各级干部五百八十四人(其中很多是三反分子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由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凡主持，作了三次报告。会议利用黑帮“斗”黑帮，使他们逃避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给牛鬼蛇神设置了一个安乐窝、避风港。这个黑会是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北京饭店会议直到七月底才被迫收场。
五月二十五日 在“五·一六”通知的号召下，在中央文革、康生等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位同志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它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在“三家村”的顽固堡垒里燃起了一把革命的火。五·二五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它揭发了宋硕、陆平、彭佩云黑帮，实际上也揭发了彭真、陆定一黑帮。这张大字报好得很，好就好在它把斗争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二五大字报是五·一六《通知》的光辉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五·二五大字报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惊慌失措。陆平黑帮开动全部反革命机器，猖狂反扑。晚上，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召集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开会，污蔑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影响很不好”，宣称“党员不要贴大字报，作为一条纪律。群众要贴可以劝阻。”深夜十二时许，刘少奇、邓小平指派李雪峰和刘、邓的黑干将张彦(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匆忙赶到北大，先和黑帮分子陆平、蒋南翔密谋后，向党员和团员干部作了讲话，挥舞“党纪国法”“内外有别”的大捧，批评大字报泄露了党的机密。并给陆平打气，要把“运动领导好”。这个讲话影响极坏，在群众中引起了混乱。一场反革命的围攻开始了。
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一日 陆平黑帮困兽犹斗，大肆围攻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燕园内黑云乱滚，革命火种有被扑灭的危险。
五月二十九日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革命青少年充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光荣成立。这是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
五月三十一日 陈伯达同志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陈伯达同志亲临《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并作了重要讲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冷西对《人民日报》垄断地位崩溃了，《人民日报》宣告新生。此后，《人民日报》宣传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号令。
六月一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等同志，下令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以最高的热情支持这张大字报，并把它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进攻的战斗号令。广播一响，北京“炸”了，全国“炸”了，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六月风暴席卷全国。
晚上八点钟广播大字报，十二点，刘、邓的黑手就伸进了北大，张承先工作组先头部队急急忙忙地开进了烈火熊熊的燕园。激烈的阶级斗争，殊死的夺权斗争把历史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的阶段。
六月二日 (一)《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全国各地和北京各单位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一马当先，贴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报，排炮猛轰党内走资派。
(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及灵魂的问题”。
(三)黑司令部被革命群众运动吓得要死，邓小平召见胡克实，下令“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六月三日 (一)《北京日报》登载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关于撤销陆平、彭佩云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该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的决定。《人民日报》第二天也转载了这一消息，这是革命道路上新的绊脚石。
(二)在李雪峰同志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的同时，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分子赵凡、万里、陈克寒等粉墨登场，拉起了新市委书记的红带子，干反革命的勾当。新市委急忙“安民告示”：“大中学校一律不停课，要停最多两三天。”×××在市委机关一手制造了“六·三事件”。说革命干部写批判他五·五在北大讲话的大字报是“造谣”、“暗流”、“阶级斗争的反映”，胡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于是，市委机关中给×××贴大字报的人受到了长达半月之久的围攻，二百多人重点挨整，全市委机关百分之八十的人作检查，不少人被打成“右派”“政治商人”。
(三)刘少奇、邓小平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急忙召集各部负责人会议，违背毛主席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擅自决定给各校派工作组。说什么：“没工作组不行，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夺权单位要派，群众起来原党委失去信任的也要派”，“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象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刘少奇还忧心忡忡地对胡克实说：“我要离开北京几天，你们要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啊！”他们把北京抓在手里，企图搞成一个“样板”，向全国推销。
陈伯达等同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坚决反对派工作组去镇压群众运动，坚决抵制刘、邓泡（应为“炮”——编者注）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刘、邓武断专横，排斥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
于是，他们到处调兵遣将，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继六月三日张承先进驻北大建立临时政府后：
六月八日，北航院党委迎来了以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
六月九日，叶林带着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开进了清华园；
六月十五日，二百多人组成的地质部邹家尤工作队到了北京地质学院；
薄一波从工交各部抽调大批干部，陆续派往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
胡克实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学校；
“树欲静而风不止”。前面赶走了虎，后门又溜进了狼。
(四)刘少奇、邓小平泡（应为“炮”——编者注）制了反革命的“中央八条”，作为工作队的灭火“指南”。且看是些什么货色：“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 ，“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是日，新市委火速传达。李雪峰还特派吴德代表他到当时的革命最活跃的北大传达“八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师生眼最亮，当晚，北大等校贴出了反对“八条”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示“八条”是“框框”“压制革命”。
六月四日 (一)《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反革命《二月提纲》。
(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邓小平的保举下，黄袍加身，混进中央，就任中央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并窃取了中央文革“顾问”头衔，把手伸向《人民日报》、卫生部、高教部、学部等单位，充当刘、邓黑司令部的“接收大员”，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
六月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高度赞扬、全力支持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精神。文中指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大学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典型。”社论大声疾呼：“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那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六月六日 (一)《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一文，《人民日报》同日转载。
(二)康生同志到北大看大字报，十分赞扬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但张承先却把这样的大好形势说成是“乌七八糟”，扬言要寻机“反击”。
(三)所谓新《北京日报》发布编委会“公告”。李雪峰任命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河北日报》总编辑翟向东为新《北京日报》编委会总编辑。旧《北京日报》这个彭真反党集团的忠实工具，改牌换记，成了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新”《北京日报》从六·六“公告”开张到九·二宣布休刊，前后共八十九天，发表了五、六篇所谓“指导性”的社论，始终贯穿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四)陶铸进中宣部。他一到，就大耍陶的拿手本领——两面派手法。上午十一时，假惺惺地接见中宣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革命同志，随后又装腔作势到大食堂去吃饭，“同群众生活在一起”。鬼知道，他四日一下火车，就已和阎王张子意通过了电话。是日十一点之前，早已偷偷地接见了张子意等阎王、判官，抚慰他们说：“我对同志们都寄以希望，对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也还寄以希望。”为他们开脱罪责说：“总的责任是彭真、陆定一”，“我们应负多少责任，就负多少责任”，“犯多少错误，就改多少”，为他们定调，说“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一付（应为“副”——编者注）保皇派的丑恶面孔。在当天接见群众的大会上，陶铸把阎王张子意、张际春等请上主席台，向“小鬼”大声棒喝，胡说“现在大字报太多了”。还别有用心地说：对十七级以上的干部都可以贴大字报，以制造混战，打击一大片，保护阎王殿。这以后，陶铸更加明目张胆地包庇陆定一等阎王、判官。他胡说陆定一的问题是“封建主义东西多一些”，周扬嘛，是“资产阶级思想多”，许立群“是有才干的，在好的领导下，可以做很多好工作，在坏领导下，也可以干坏事。”“姚溱交代了不少材料，还不错。”张子意是“老革命”“不是黑帮”“他同陆定一只是工作关系，副部长和部长的关系”，因此“要区别对待”。“童大林可以起义”。张际春最好不过，是受陆定一“排挤”的，在中宣部“有职无权”，宣布继续任副部长。这番话，说得这帮阎王、判官们眉开眼笑。新阎王、旧阎王握手言欢，狼狈为奸。
六月七日 (一)《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指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话，就是统帅一切。”
(二)张承先下令封闭北大校门，把迢迢千里赶来支援和学习的革命群众拒之门外。张承先进北大后，所悬悬于心的就是如何按照刘、邓的意旨，扑灭北大的六月烽火。他一再声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说给工作组提意见是“不相信党中央”[，]什么“听不听工作组的话是听不听党的话的标志”。他狂犬吠日，攻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过时了”。他借“坐下来”“学文件”为名，把怒气冲冲的革命师生赶进平静的书斋，沉闷的楼阁。六·一以来北大造成的生气勃勃，痛打牛鬼蛇神的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在干部问题上，张承先工作组完完全全执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他说北大的干部、教职工“都是黑帮黑线人物”，党员“都是修正主义的党员”，扬言“唱主角的要扫，跑龙套的要扫，打旗的也要扫”，总之，统统都要痛加扫之。唯独对陆平、彭佩云爱护备至，派人给他们站岗、打饭、送报，让他们看电视，睡大觉，供作佛神，不准揪斗。
(三)清华园在沸腾。“蒋家王朝”见革命师生起来了，就用加课、考试来压制，制造“一万对七百”的虚假多数进行围攻。还提出了反动透顶的口号，什么“保卫校党委就是保卫党中央”，什么“保卫蒋校长”，“我们最最敬爱的蒋校长姓‘马’”等等。是日晚，北大革命同学突破张承先的包围圈，冲进蒋南翔的封锁线，到清华点火，揭露蒋贼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的所谓“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等罪行，蒋记黑校党委恼羞成怒，亲自导演了所谓的“辩论会”，围攻、谩骂北大革命同学和清华革命师生，然后派人将北大的同学押送出校。这就是清华发生的“六·七事件”。
六月八日 (一)《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号召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二)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师生赶走了宋××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院才四天。但是，宋××还未走，又来了朱春和(邮电部政治部主任)工作组。朱吸取了他的老弟宋××死保北邮院党委而垮台的教训，使出了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法术。然而，不到四天，革命烈火又烧上了朱春和。
六月十二日 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前高教部长、前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停职反省。次日，北京新市委宣布，叶林工作组代行该校党委职权。
清华工作组一上任，不发动群众，不把矛头针对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到处给群众泼冷水，污蔑革命群众是“乌合之众”，“象一群羊”，实行[“]横扫一遍”政策，把清华大学基层和上中层干部共五百多人不分清红皂白统统赶“上楼”，“撤职罢官”、“靠边站”。他们说：“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清华党是黑党”。他们逼着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学习刘少奇的黑修养，搞人人过关，实行典型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六月十三日 (一)陶铸违抗毛主席的指示，调他的亲信张平化、李伯剑组成工作队到中宣部镇压文化大革命，宣布“现在是工作队专权”。同时又派张际春(旧中宣部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指定张际春为学部文革组长，操纵学部运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陶鲁笳惊闻邮电学院第二个工作组被赶，慌忙拖着肥胖的身体，笨猪般的赶到北邮，叫嚷：“我相信，你们工作组是革命的，朱春和同志是彻底革命的。王子纲同志也是革命的”，“你们的根子就是我们”“就是党中央、毛主席”。陶鲁笳刚走，革命师生就贴出了大字报，“五问陶鲁笳?”“请看陶鲁笳的保票”等等。
六月十四日 (一)《红旗》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社论，又一次批判了反革命《二月提纲》中的“五大法宝”。
(二)清华大学革命小将迎着风浪，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指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现工作组不可信任”。接着，六月十六日，蒯大富等同学相继贴出同样的大字报。
六月十五日 高教部的革命干部揪出了蒋南翔之后，陶铸急忙让他的亲信刘仰桥代理部长。革命群众坚决反对，又揪出刘仰桥。是日，陶铸又匆匆赶到高教部，传达了所谓“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正式宣布“何伟同志兼高教部部长职务”(何伟，旧教育部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六月十六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社论痛斥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反动逻辑，写道：“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文章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决不能搞‘和平过渡”[，]决不能搞‘合二而一’，而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这是彻底的辩证法，彻底的革命精神，它大大地武装和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六月十七日 北师大女附中革命小将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当晚，工作组策划下一场围攻这张大字报的所谓“辩论会”。会后，邓小平的女儿邓×向邓汇报，问邓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还（应为“这”——编者注）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
六月十八日 (一)“于无声处听惊雷”！
北京大学的革命小将终于忍不住心头的怒火，挣脱了张承先工作组的重重枷锁，又一次揭竿而起了！他们将黑帮分子—个一个从工作组安排的舒适的避风窝内揪出来，拖上“斗鬼台”“斩妖台”，进行揭发、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革命师生扬眉吐气，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然而，张承先却如丧[考](此处一字打不出)妣，乘着小汽车，派出“消防员”满园乱转，凶神般的把革命师生赶回宿舍“学习、讨论”。当天下午，张承先慌忙跑到新市委“汇报”。李雪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诬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敌人”的[“]阶级报复”。并向中央汇报说：“六·一八事件，是校内外敌人结合起来，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完全颠倒了黑白。
张承先回校后，在晚上十点钟，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当着黑帮的面，甩胳膊蹬腿，破口大骂革命群众，胡说上午的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一时间，黑云压顶。革命师生的红色暴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全校五个校门，个个紧闭，门岗森严，纠察队昼夜巡逻。凡参加“六·一八事件”的，人人检查，个个被整了黑材料。没参加的，也要检查当时没“挺身而出”，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各系各班大揪特揪“假左派”、“反革命”、“反党小集团”，造成严重的群众斗群众。不少同学受围攻，被斗争，有的甚至自杀。从此以后张承先建立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新秩序”，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处于奄奄一息之中。
(二)《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并发表题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
六月十九日 (一)《人民日报》公布了林彪副主席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工交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林副主席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信中指出：毛主席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贯（应为“灌”——编者注）输到工农中去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二)薄一波第一次到清华看大字报，遇到蒯大富同学。蒯提出要赶走工作组，薄训斥蒯说：“你应与左派站在一起，与工作组站在一起，不要比左派‘左’，建议你写大字报，表明自己与左派、工作组站到一块共同斗黑帮。”
(三)王光美“受少奇同志委托”到清华“看大字报”。此后，王光美在前，刘少奇牵线，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用以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抗衡，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
六月二十日 (一)《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文中写道：“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事实正是这样，革命师生热烈欢呼这篇社论的发表，而那些资产阶级保皇工作组则对它恨之入骨，怕得要死。北航等院校工作组下令不让广播这篇社论。然而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师生起来造反了，《六·二○》革命烽火升起来了！
(二)凌晨，地质学院长工出身的老党员，院党委常委李贵同志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革命口号。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学生的支持，革命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行威游行，矛头直指邹家尤工作组。这就是地院无产阶级革命派引以为荣的光辉的“六·二○”造反运动。
地院“六·二○事件”传到资产阶级老爷耳里，他们神经质似地跳起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鲁笳(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等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指使工作队抓李贵，陶还布置说：“工作队要沉着顶住，不要慌，要注意发现和组织‘左派’ 队伍，否则控制不了局势。”第二天，何长工、胥光义(地质部副部长)、李人林(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又亲驾地院，颠倒黑白，胡说“六·二○”是“少数人闹事”，是“对邹部长的围攻”，诬蔑地院的形势是“乌云遮天”[，]宣称工作队是“革命”的。这几个蠢驴还调来一帮子地质部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队呐喊助威，组织家属、小孩搞什么游行，出尽了洋相。这是反革命的“六·二一”反扑。
(三)六月二十日清早，北师大十七位同学。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革命大字报，革命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污蔑贴大字报的革命同学“别有用心”，想混水摸鱼，说“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并制造了一个十分荒谬的混蛋逻辑：反对孙友渔就是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孤立毛主席，就是企图夺党的领导权。围攻开始了，什么“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一片白色恐怖。但革命师生顽强战斗，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一针见血揭穿了孙友渔的阴谋。然而，晚上，新市委下道“指示”说什么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给孙友渔撑腰，使得北师大围斗群众的现象愈演愈烈，革命师生被批判斗争，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大帽子，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但是，北师大六·二○的烈火是扑不灭的。
(四)是日，北京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撵了张万合(一轻部政治部主任)为首的工作队，薄一波闻讯后，大发脾气，说：“不要怕学生，我同蒯大富辩论过，也不过是林希翎式的人物。”并亲自到轻工业学院镇压，看到群众怒不可遏，只好撤了张万合，另派邓东哲(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曹鲁(一轻部副部长)为工作队长。轻工革命师生马上戳穿薄的西洋镜，说他的讲话是“三大”：加大了革命阻力、大泼冷水，又跳出来了一个大保皇派。
(五)师大一附中的革命小将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刘少奇即找该校工作组和革委会(包括其女刘××)谈话，胡说：“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阴险地布置说：“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就是刘少奇，直接幕后指挥，把师大一附中的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
(六)六月二十日半夜十二时，铁道学院革命师生掀起了赶工作组风暴。六月二十三日，薄一波、吕正操把它定为“六·二○”反革命事件，横加镇压。……
六·二○革命风暴席卷北京市大中学校，前后几天时间里，三十九所大学的工作组被赶。这是革命师生反工作组的大胆赏（应为“尝”——编者注）试，它给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沉重的打击，好得很！刘、邓及其一伙被“六·二○”吓得魂不附体，当他们惊魂稍定，就迫不及待实行猖狂的反攻倒算，说什么：“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看！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是多么鲜明啊！
(七)由六·二○开始，在林院发生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谈话纪要》(即二十二个问题)的大字报事件，是刘、邓残酷镇压全国革命造反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一个典型事例。
六月二十日的清晨，北京林学院蒋××等五位同学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后所得记录，整理成二十二个问题，用大字报贴出，题为《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谈话纪要》。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完全是一份革命的大字 报，因而它深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短短几天，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成都、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计十五个省、自治区，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沉重地打击了那些地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就这样一份革命大字报，却被薄一波、新市委以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订者刘少奇、邓小平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院的五位同学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受残酷斗争。监禁起来，进行长期的逼供信。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所谓“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等同志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位同志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反革命围攻象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有组织地批判这个《谈话纪要》。
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这是对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反造精神的一大翻案！
(八)刘、邓得悉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以及各校的六·二○革命风暴认为出现了“逆流”，说“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邓小平叫嚷：“‘六·一八’不是北大一个学校的行动，而是有计划的，坏人的联合行动。”在主子的授意下，张承先写出了所谓的《六·一八简报》和《二十天工作总结》两个反革命文件。李××看后大加赞赏，说“张承先的反击是对的，取得很大成绩”，“把伸手的揪出来了”，并说：“这样的反击要多一些。”刘、邓如获至宝，大笔一挥，批转全国。他们在所谓的中央批示中说：“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是刘、邓扼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严重步骤。北大“六·一八”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事件从此波及全国，多少革命小将被打成了“反革命”。
六月二十八日 (一)下午陈伯达同志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并接见了革命同志，伯达同志指示：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进行革命串连，各单位要争取左派掌权，要建立 无产阶级革命秩序，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秩序。文委的文化大革命的主人是文委的革命群众，工作组只能起顾问作用。陈伯达的讲话击中了刘、邓路线的痛处。刘、邓的黑干将，对外文委工作组长张彦，立刻跳出来，恶狠狠地说：“他们来不打招呼，我们也就不理他，保卫工作我们也不负责。”并叫人整陈伯达同志的材料。六月二十二日，对外文委就出现了《陈伯达给了你们什么指示》的反动大字报。过了几天，七月一日，陈伯达同志第二次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张彦冷冷地说：“老夫子又来了，我不去见，见了被动”。又说：“我们要静观动静，搜集反映，就当没这么回事一样。”七月二日，陈伯达同志派中央文革的三位同志到对外文委继续看大字报，门卫竟无理阻拦，不让进。张彦大发雷霆，叫嚷：“他们真是欺人太甚，以势压人，我非抓他个小辫子不可。我也不是好惹的，按我过去的脾气，我非把他们捆起来不可！”这是六、七月份出现的反中央文革的严重政治事件。
(二)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以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写得多好啊!几行小字使工作组大为恐慌，引起了清华园很大震动。
(三)是日，王光美带着刘少奇的“指示”正式进了清华园，成了一名神秘人物。王一下来，就扬言：“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四)薄一波给叶林打电话：“一些学生有托派味道”，叫清华工作组进行“反击”。同一天，这个大叛徒又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报告上批道：“我看学生中有‘超左派’，这些人是否有背景，不得而知，你们要好好研究、观察……目前运动很可能是我们同‘超左派’争夺领导权。”
(五)北航石××贴出革命大字报《一条‘无头’的黑线》，被工作组打成“大毒草”，组织了十余天的所谓“辩论”。然后，七月六日，赵如璋作“总结报告”：“大辩论性质是夺文革领导权”，“揪出了石××之流牛鬼蛇神”“石××动机肯定是坏的，是别有用心的。”革命的反抗被镇压。
六月二十二日 (一)地质学院一同学给薄一波打电话，反对李人林六月二十一日在地院的讲话，薄即刻写了一封简信：
“人林同志并长工、光义同志：
应该明确答复学生，李主任的讲话是对的，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要号召左派起来跟工作队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院党委有问题，派工作队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权，那谁来掌权呢? 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队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他还在地院工作队整李贵同志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
为反革命的“反干扰”制造了理论基础。
(二)邓小平把他的儿子、女儿(都是北大学生)召回家，收集材料，阴谋对抗陈伯达同志关于撤工作组的正确意见。邓对他子女胡扯什么：“工农、革干子弟掌权，这是一个方面”，“真正左派要和工作组结合起来”，“运动中要不断分类排队，选准打击目标。”等等。
(三)清华发生“电话事件”。化九班(蒯大富所在班)要开会，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后来去的都是工作组秘书。”次日蒯大富等贴出：“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会（应为“回”——编者注）事？”的大字报，哄动全校。“电话事件”是王光美运用刘少奇的“引蛇出洞”战术一手策划的。
六月二十三日 (一)当此之际，正是北大、师大、地质、清华、人大等许多学校革命造反派反工作组风潮兴起，此起彼伏之时，刘、邓黑司令部慌了手脚，李××为此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一个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的“报告”。他把革命师生反工作组说成是“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对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制造了一个混蛋逻辑：“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他耸人听闻地说：“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这个“报告”，是李××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纲领。六月二十日，李××通过《北京日报》，按照他“报告”的精神写了一篇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这是一株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毒草。
(三)“胡家店”泡（应为“炮”——编者注）制了《中国青年报》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这株毒草一出笼，就被革命师生揪住，痛加批判。
(四)薄一波、陶鲁笳布置“反干扰”，陶说：“要打歼灭战，不要打击溃战，要横扫一段”，又说：“要追根，把背后的黑线挖出来。”并确定以邮电学院、林学院为“反干扰”重点。
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干扰”运动开始了，刘、邓及其同僚们向革命造反派举起了罪恶的屠刀！
六月二十四日 (一)清华《六·二二》电话事件后，由刘少奇背后撑线（应为“腰”——编者注），王光美亲自导演，叶林亲自出马，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清华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十字军征讨。在当晚，召开了所谓“声讨会”。清华革命造反派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紧紧抓住“电话事件”，步步逼迫，工作组被搞得狼狈不堪，工作组长叶林恼羞成怒，叫嚷道：“他(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并宣称“工作组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第二天，在王光美的指挥下，举行了拥护工作组游行示威。“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反动口号充斥清华园。风云突变，长达二十余天的“反蒯斗争”开始了。
(二)刘少奇凶相毕露，对他女儿(师大一附中的)说：“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还说：“可以讲何××(高三学生)为坏分子……揭这些人，争取群众，压倒何××他们。”
(三)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造反有理”大喊大叫。工作组把它打成“反革命宣言书”。胡克实吓坏了，他学着刘少奇的腔调，叫嚷：“凡是背着工作组的活动都是错误的，非法的。”提出“要解散红卫兵，把党组织恢复起来。”他对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狂叫：“硬一点，硬起来！”“坚决反击，坚决反击！”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红卫兵在高压下茁壮成长。
(四)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队长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亲自上阵，作动员报告，镇压六月中旬掀起的反工作组运动。于是，北外进行了整整二十八天的“反干扰”、“抓游鱼”运动。工作组代替各级党组织，掌握全校各级大权，在各系、各班寻找一、两个反工作组的所谓“游鱼”，当作典型，进行“辩论”，实为围斗，在革命师生中进行反革命的分化、瓦解。大批革命小将受到迫害。
(五)陶鲁笳主持召开工交口院校工作组会议，让轻工业学院工作队邓陈哲介绍所谓“反干扰”“经验”。会后，陶亲自出马到邮电学院，替工作组打保票，派李人林“坐镇”地院。颁下一道道黑指示：各院校学生不得互相串连；到中央、国务院请愿不派汽车，要派人“陪同前往”；必须解散校内一切自发组织。
(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不少工作组用这篇社论来压制革命造反派。
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各高等院校，先分批传达了李××的“六·二三”报告，“反干扰”到达顶峰，高校一片白色恐怖。
地质学院工作队公布了薄一波的所谓“批示”作为上方宝剑，在“先扫清文化大革命道路上的障碍，斗倒，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反工作队的干部要揪住不放”的反革命行动纲领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个镇压革命的“反干扰”运动，历时二十三天之久，十三名革命干部、教员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七一庆祝党的伟大生日时，还召开大会斗争革命师生。棍子满地来，帽子满天飞，什么“反党干将”、“现刑（应为“行”——编者注）反革命”、“特务分子”等等，许多同志被整得吃不下，睡不着，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度摧残。有的同志被迫写了十万字的检讨，依然通不过，必须承认是“主观上反党”。在“反干扰”中，工作队一手泡（应为“炮”——编者注）制了清一色保工作队的干将组成的伪院文革，强加于地院广大革命师生的头上。企图控制和征服地质学院广大革命造反派。
六月二十七日 (一)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到彭、罗、陆、杨问题时，竭力包庇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什么“四家店”“从性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吹捧彭真反修“有功迹（应为“绩”——编者注）”，只是有“宗派主义情绪”，“毛泽东思想不大懂”，“搞个人突出”。说陆定一不过是“反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反左不反右。”说大军阀罗瑞卿仅仅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的作风。而大特务杨尚昆只是“严重地违反党纪国法”而已。
陶鲁笳对李人林说：“地院‘六·二Ｏ’是反革命事件，……先搞破坏分子，再搞院党委……。”指挥地院工作队继续“反干扰”。
六月二十八日 刘、邓、陶盗用中央名义批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要各省市向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广播、出版等部门和所属单位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并“指示”各单位，“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革命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反击。”
七月一日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日。
(一)《红旗》第九期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指出：《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二)《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这篇社论是陈伯达同志起草的，但万恶的刘少奇、邓小平依仗权势强行修改定稿。他们别有用心地将原稿中“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威望，在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一句删去，并公然反对关于毛主席超过马、恩、列、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的论断。原稿中点了彭、罗、陆、杨的名，也被他们统统砍掉，并把原稿中揭露彭、罗、陆、杨，“手伸得很长，抓党权、抓军权、抓政权”，篡改为“要抓党权、要抓军权、要抓政权”。与此同时，却大量地塞进了刘、邓的私货，什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啦，什么“早在二十年前，刘少奇同志就向全党指出”啦，什么“邓小平同志指出”啦等等，猖狂地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贬低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死皮赖脸地往自己脸上贴金，真是罪恶滔天、千刀万剐。
(三)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跑到北大作“报告”，吹嘘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保张承先工作组，说什么“张承先有丰富经验”，并大肆散布反地方党组织就是反中央反党的谬论，镇压北大文化革命运动。
张承先借庆祝“七一”为名，大搞清洁卫生，把大字报全部撕下，整个校园“干干净净”，冷冷清清，其他各校也大体如此。
(四)《红旗》发表文章，点名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刘少奇急忙派人到天津抚慰周扬，叫他“不要紧张”。陶铸也马上叫张平化给周扬打电话，传达时（该字疑为衍字——编者注）刘、邓和他自己对周的“问候”，让其“安心休养”。周扬感激涕零。
七月二日 刘、邓盗用中央名义，发出《发（应为“关”——编者注）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所谓“七·二指示”)，大谈要加强党的领导，运动要置于工作队的控制之下。《通知》把生产和革命对立起来，以生产压革命。这个《通知》是薄一波、陶鲁笳按照刘、邓的授意草拟的。陶在写这个“通知”时还极其恶毒地把由于年中设备维修而引起的六月中旬钢煤季节下降归罪于文化大革命，叫嚷“要写得严重一些”。
七月上旬 陶铸下令，以中宣部名义办一个党内刊物《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亲自去要刘少奇题字(后因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垮台而未得逞)。他亲自审定的第一期八篇稿件中，主要一篇是大叛徒薄一波的黑报告。还有一篇西北局“决定”，大吹大叛徒刘澜涛，狂热地颂扬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早在二十一年前”就如何如何“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并疯狂地攻击陈伯达同志。另有一半以上文章是中南的，大肆吹捧他的独立王国。
七月三日 (一)《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
(二)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代新市委向中央写了一个《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这是一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杰作，《汇报要点》诬蔑革命闯将是“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不打自招地说，前一段“扫除干扰”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要努力加油。
(三)晚，刘少奇向王光美、刘涛布置：①“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②“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字里行间，都表露了这个中国头号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刻骨仇恨。一道圣旨，老婆、女儿，虾兵虾将纷纷上阵。当天，薄一波二进清华，配合工作队，大骂[“]蒯大富是牛鬼蛇神”，“要夺共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缴枪不杀”。清华白色恐怖加剧，臭妖婆王光美创造了“反蒋必反蒯”的反动理论，作为工作组的行动纲领，他们危言耸听，造谣生事，什么“坚决粉碎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什么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左派”等等，各系各班大抓所谓[“]蒯式人物”。七月七日王光美亲自导演斗蒯大富的丑剧，先后二十多天全校七百余人被批，多人被迫害神经失常，七·二、七·五、七·七连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一人身死)，很多同志失去人身自由，大批革命师生被整了黑材料。不让参加“七一”庆祝党的生日，连学毛选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弄得人人自危，好一个“反蒯斗争”！它是何等残忍！在此期间，王光美毒辣地使出了“借刀杀人”，利用干部整群众的鬼计，她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反蒯有功”的就马上下楼，否则，就长期“挂着”。王光美还美其名曰“触及灵魂”“将功赎罪”。“反蒯斗争”的结果，工作组成了“太上皇”，革命小将被打成“反革命”。“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清华的革命造反派是不会屈服于刘家朝庭的反革命压力的，许多同志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含着热泪，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象面前宣誓，写了“永远跟着毛主席”的血书，这就是革命小将对刘、邓法西斯专政的回答！
(四)反革命修正主义王任重写信给湖北省委《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即七·三黑指示)，恶毒地说：“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子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这是王任重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纲领。
七月三日——十一日 在新市委和旧团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召开了共青团北京市委改组后的所谓第一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七月九日，李雪峰到会作了“报告”，胡说什么“右派分子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挑拨造谣，一时乌云满天，使党组织陷于瘫痪。”并再次给黑帮们打气，说什么。“党派你去工作，那个地方的党是谁?就是你嘛！”
七月四日 清华附中红卫兵无所畏惧，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同志就轻工业学院问题找陶鲁笳谈话，但陶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由于中央文革的坚决斗争，薄一波不得不于七月九日叫工作队停止“反干扰”，但推脱罪责说“反干扰”是群众“自发的”。
七月六日 刘少奇下达黑指示：“中学文化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七月九日 陶铸指定《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湖北省委在武汉地区积极分子代表会上发出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大肆推销他和他的忠实走狗王任重镇压湖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样板”。
七月十日，刘少奇下令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推广教育改革试点，企图推至全国，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
黑云滚滚，阴云阵阵，北京一片白色恐怖。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正当刘邓得意洋洋庆祝“反干扰”的胜利，高喊：“工作组危机过去了”的时候，北京高校再次迸发出革命星火。
七月十二日 北京大学陈××等五同学贴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革命大字报，再次把矛头指向工作组。张承先立刻组织对大字报的围攻。李××派自己的私人秘书到北大活动。为了避过锋芒，“安慰”怒气冲冲的群众，保存工作组，张承先在李××的指使下，于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作了三次“检查”，第三次，完全是按李××的“三点指示”照样划葫芦一遍，然后抛出斗争陆平的方案，企图转移视线，蒙混过关。
七月十三日 (一)刘邓开会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刘胡说：“中学文化革命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并说要尽早“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会上，刘又大骂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并叫嚷教育部抽一批人，加强中学工作队。会后，团中央按刘、邓黑指示，起草了一个报告，准备批转全国，因康生等同志的坚决制止才未得逞。在这个会上，刘少奇还任命胡克实搞教师“集训”。七月中旬，北京市中学教师统统集中一起，逐个检查、人人过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二)在刘少奇、陶铸的指使下，教育部何伟签发了《关于中小学招生考试毕业生问题的通知》，要各地中、小学马上招生考试，上课，照常毕业分配，企图扼杀全国中小学的文化大革命。
七月十三日——十八日 《北京日报》“新编委会”总编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翟向东被革命造反派揪出。
七月十四日 (一)刘、邓、陶谋划后，宣布改组中宣部，任命他们的亲信张平化、张际春、熊复、雍文涛、刘祖春为副部长，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为文化部长，丁莱夫为广播局局长，钱信忠为卫生部部长，何伟为教育部部长，荣高棠为体委副主任。这是刘邓篡夺无产阶级政权的新部署。
(二)刘少奇对他女儿(北师大一附中的)下黑指示，叫嚷：“老师不许开秘密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七月中旬 刘邓急急忙忙派工作队，大张旗鼓“抓游鱼”“反干扰”，北京一片腥风血雨，全国到处冷冷清清，无数革命小将遭受迫害。
(上海)黑市委划框框、定调子，规定高校上午读毛著，中午休息，下午学游泳，有的学校刮起了复课和提前毕业的妖风。刘少奇跑到上海对曹荻秋说：“上海搞得有秩序，不象北京那么乱，说明上海市委在群众中威信高。”
(武汉)武汉大学革命学生杨××写信给王任重，批判王在《湖北通讯》上的检查按语，被打成“反革命”，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大会斗七次，开除团籍，送农村劳改。
王任重制造武汉大学斗黑帮的假样板，到处兜售，企图扼杀文化大革命。
湖大、水运学院等高校也发生了一系列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事件。
(西安)西安交大革命师生在六月六日就起来反对西北局黑帮派的工作组，被打成“六·六”反革命事件，在《陕西日报》上点名批判，大抓交大“一小撮”。
(广州)陶铸走卒赵紫阳之流利用《北京来信》事件镇压文化大革命，把同意转抄这封革命来信的革命群众打成“右派”。
刘少奇、邓小平坐镇北京，指挥他们分布在各地的爪牙刘澜涛、曹荻秋、李井泉等等疯狂地迫害革命师生，《兰州事件》、《长沙惨案》、《铜川血事件》……。文化大革命运动处于危急时刻！
七月十六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这一个紧急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胸中自有百万雄兵”，从容自若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三十华里！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这样健康，精力这样充沛，这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还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也很大吗？我们碰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伯。”领袖的伟大实践，伟大教导震动全球，回荡九天，极大地鼓舞了正处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冲杀的革命小将。
七月十七日 薄一波第三次去清华，对工作组员说：“前一段‘反干扰’是对的，只是不要让他(指蒯大富)拖住。现在转向打黑帮也是对的。”
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黑司令部操纵运动，他们利用中央大权在手，在怀仁堂开了几次会议，武断专横，排斥陈伯达、康生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把北京抓在手里，想搞成一个样板，全国照他们的样板去办”，毛主席亲自点燃的革命烈火有被扑灭的危险。“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亿万革命群众朝朝夕夕，多么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呵！
七月十八日 北京城阳光灿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胜利地回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
毛主席一到北京，就以伟大的革命天才，最迅速、最坚决地纠正错误路线。第二天，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主席说，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给刘邓当头一棒。刘邓见势不妙，采用以退为攻的策略继续顽抗。
七月十九日 (一)十八日晚上张承先的假检查没有能欺骗得了北京大学的革命造反派，是日起，北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张承先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二)清华王光美见势不妙，反蒯斗争急刹车，急忙转入“斗黑帮”，有组织地布置退却。
七月二十日 (一)李××说：“工作组是有成绩的，工作组是有威信的”。在李的指使下，李的女儿(北大历史系学生)联系十六个人抛出了“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联合声明，妄图给大辩论定调子，保护工作组过关。
邓小平听说，七月十九日北大掀起了反工作组的高潮，急忙叫他的老婆卓琳给他在北大的女儿打电话，指示：“要给工作组提建设性的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于是邓×伙同贺龙的女儿(北大政治系学生)串连一些高干子弟，写大字报，给张承先工作组涂脂抹粉，高喊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等等。邓小平知道后，得意地说：“这个提法好！”
北大关于工作组问题的大辩论方兴未艾，日益深入。焦点是“六·一八”事件。
(二)刘少奇深夜冒雨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在反动路线破产的前夕，亲自为工作组撑腰打气。
(三)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他主子刘少奇的黑指示，说：“我们关着大门搞运动不行，少奇同志批评我们太消极了。”于是，他们立刻抽调大批力量，组织工作队，企图分赴中南、西南、华东等地，了解文教部门运动情况，“研究”所谓“教育改革”的问题。走前，还得学习刘少奇、王任重的“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等反革命文件。
七月二十二日 (一)毛主席派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到北大进行调查。北大革命师生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同志高呼“北大革命同学万岁！”顿时群情沸腾，呼声震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晚，刘少奇主持汇报会(只开了五个小时)。薄一波、陶鲁笳作了三小时的发言，而陈伯达、康生同志只讲了一句就被打断。薄发言的要点是：①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②“反干扰”是必要的，在学生中有右派分子(刘少奇插话：在学生中确实有右派存在)。最后，刘少奇作了结论：工作组还是要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机动，工作组也可以变成校党委。工作组有三种，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组当官作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这次运动来势很猛，工作组大部分还是好的，等等。这是个顽固对抗主席指示的黑会。
七月二十三日 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第二次到北京大学调查。
江青同志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陈伯达同志说：“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斗争是曲折的。斗争总会胜利！”并明确表态说：对于“六·一八”这个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
最后，江青同志十分亲切地说：“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中央首长一次又一次顶风冒雨到北大，这是毛主席对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大辩论走向更高潮，张承先临时政府即将垮台了。
七月二十四日 (一)上午，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研究工作组问题，毛主席英明决定，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是绊脚石、要立即撤工作组。毛主席回北京以前，中央文革小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直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不怕风险，不畏强暴，旗帜鲜明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伟大的领袖对她的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二)中央文革小组等同志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十一中全会工作会议上作为文件印发)，内称：“当前抓运动的人有几个理论和方针：一、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二、公开讲，要绝对相信工作队，反对工作队，就是反革命；三、排除干扰，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以上方针性意见，都是和薄一波、×××、×××、同志有关，他们发指示，到处讲话，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小组打招呼，中央文革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建议把薄一波同志的指示、讲话搜集起来进行研究。”这封信打中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痛处，薄一波发了慌，急忙烧文件，毁灭罪证。
七月二十五日 (一)《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春雷动地，举国欢腾！革命造反派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社论说：“我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反动派，不怕一切牛鬼蛇神，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能创造出来。”第二天《解放军报》也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
(二)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第三次到北大，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亲自主持在东操场召开了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革命师生义愤填膺，纷纷上台揭发控诉张承先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承先狼狈不堪。康生同志最后指出：“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革命师生豁然开朗，原来那些声称“党中央派来”“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是假的，肯定有人捣鬼！
七·二五大会是一次反工作组的誓师大会！是一次向刘邓黑司令部进军的动员大会！
(三)上午，李雪峰同志在北京新市委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指示，陶鲁笳要求工作组撤走前，必须作好三件事：①成立临时文革筹委会；②成立临时院党委；③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看！工作组还没有走，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又设计成了，陶鲁笳临时被调往新市委任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主任。陶上任后，立即成立了八个办公室，分管北京五十多所高等院校，抽调原工作队人员到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新的阴谋，林学院是工交口院校中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学校之一，是所谓“反干扰”的重点学院。被工作队作为重点批判斗争的就有一百来人，五人开除党籍。然而，薄一波、陶鲁笳之流，却在工交党委开黑会，要集中力量在林院收集一些颠倒黑白的材料[，]要求是：①林院的运动是正常的，②学生中确有右派分子；③群众拥护工作队；④“反干扰”是群众自己干起来的，他们的目的是，向刘邓提供炮弹，对抗毛主席。何其毒也！
七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当晚，中央文革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张承先昨晚惨败后，立即同他一进校就拉起来的一部分高干子弟如反革命政治骗子张绍华之流策划对抗，在七月二十六日辩论大会上，二十多名高干子弟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颂歌，大讲特讲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当场被革命师生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贯彻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伯达同志说：“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革命师生齐声高呼，欢呼中央文革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欢呼撤走了刘邓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欢呼北大第二次夺权的伟大胜利！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江青同志告诉大家说：昨天同学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毛主席时时刻刻跟群众在一起！革命师生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支持北大革命师生赶走张承先工作组的喜讯象春风化雨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革命造反派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革命的浪潮步步高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节节败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七月二十七日 (一)在清华问题上，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刘少奇单独找康老谈话，仗势斥责康老“不了解情况”。康生同志说：“蒯大富是革命的”。刘少奇咬牙切齿地说：“不是。你们说是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康生同志驳斥说：“不是镇压是什么?辩论?世界上那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是辩论吗?”康老还指出：“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反宪法的。”陈伯达等同志全力支持康老，并派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到清华探望在押的蒯大富同志。
(二)当晚八时，毛主席派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到北师大亲自主持批判孙友渔的大会。全校几千名师生万分激动，欢腾雀跃，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康生、江青、陈伯达同志在会上先后讲话，号召革命师生甩掉媬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受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同学，进行了愤怒的揭发和控诉，并受到中央首长热情慰问和接见。被迫害的革命小将得到了解放。
(三)海淀区召开中学学生代表大会，广大中学革命小将对工作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江青同志热情支持并当场宣布了罢周杰的官(海淀区中学工作队队长)。可是胡克实却让周杰去找康生同志表示：“罢官，我组织上服从，思想没搞通，请中央文革小组检查海淀区的工作。”胡克实从来不把中央文革小组放在眼里，五十多天来，他从未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过并肆意攻击中央文革说：“中央文革小组不是来管中学的”、“中央文革不是领导组织，是研究单位”等等。
(四)地质学院“爆破”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击中了工作队的要害，立刻遭到保守派七百五十多张大字报的围攻。地院再次掀起了批判工作队的新高潮。
(五)王任重给北大送去一张大字报，以示“关怀”，并自封为北大“联络员”。张承先“临时政府”刚推倒，陶王的黑手就伸进了北大。
(六)清华大学学生王××(王任重之女)在王任重的指使下，给工作组贴出了大字报，迷惑了一些群众，为自己进入王任重操纵的伪临筹作了准备，为王任重在清华捞得了一笔政治资本。
七月二十八日 (一)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北京新市委公布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集体整训，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许多单位的工作组在撤离之前，违背巴黎公社的原则，指定一些人组成文革筹委会，继续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造工作组的反，在革命的道路上埋设定时炸弹，布置新的障碍。形成了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两派对立的局面。
(二)刘少奇同胡克实等谈话，竭力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他说：“工作组还是努力的……不懂得工作方法的是多数。中学工作组多数是支持左派，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还说：“团中央承担这个任务，工作总的是好的。”“工作组匆匆忙忙上阵，一个是没有经验，一个是参差不齐，我们也没有交待清楚政策嘛。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恶毒地指责中央文革，说什么“中央文革小组要给市委撑腰么。”要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央负责”。企图用刘、邓的伪中央来控制中央文革小组。刘还指示团中央在工作组走后，每隔两、三天就去学校看看。胡克实听后，气焰甚为嚣张，竟大骂起来：“他妈的！凭什么说我犯了方向性错误。”“他妈的，秀才就是不懂群众，他知道什么叫群众运动，让他们搞去！”恶毒至极。
当天刘少奇对其女儿刘××（师大一附中学生)说：“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不会被动，也使革委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你们要准备打下去，做好准备，因为中央有负责同志不了解情况，表示支持何××，这样就一定会当权。”“何××那样的人要当权，就让他当，这样可能把文化革命引向歧途，那时大多数群众会看清楚的，这就会证明你们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你们还会把权夺过来。”
(三)刘少奇对王光美、刘涛说：“①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②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③工作组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④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在刘少奇的指使下，王光美装模作样地到三个饭厅去象征性的卖饭，哗众取宠，企图逃避群众对她的批判斗争。
七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 北师大、北大的革命师生贴出了很多炮打李××的大字报，十分尖锐地批判了以李××为首的新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特务穆欣在这里充当了黑打手。七月二十九日，北师大革命造反派提出要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辩论李××问题，并散发了传单。晚上，穆欣派人去师大，叫嚷：“今天两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都讲了话，中央是信任新市委的。”于是，把“炮打李××”说成是“反党”“反革命逆流。”这次对李××的批判被扼杀了。
七月二十九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二)毛主席派总理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
(三)周总理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
(四)新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所谓《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撤了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罢了张承先、孙友渔和周杰的官。大会快结束时，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会场群情激昂，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和革命小将见面。最后，总理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刘少奇、邓小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会上公开发泄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刘少奇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负责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他死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胡说什么：“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他打着“保护少数”的旗号，露骨地反对毛主席。邓小平也在会上扯开嗓门大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说什么“工作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工作组多数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错误，有些责任是由工作组来负担。”为自己开脱罪责。
(五)这天上午，在清华王光美工作组私生了一个临时筹委会，由原各系文革主任组成，几乎全是高干子弟，为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作了组织准备。同时，臭妖婆王光美也在清华学着刘少奇的腔调说：“对工作组我有我的看法”，“工作组有成绩，也有缺点，抹杀不了”，还恬不知耻地说：“光美是不是革命的，你们可以考验嘛。”
(六)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原文革委员会中十二名委员组成筹委会，当即遭到不少同学的强烈反对，认为十二人筹委会是非法的，又一场激战开始了。
(七)北航附中部分人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错误对联。并展开对对联的辩论。就这样，这副对联后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发展成了反动的血统论，成为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工具。
七月三十日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在人大会堂举行万人辩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出席大会并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八月一日 (一)在红卫兵刚刚露苗，并遭到无情摧残的时候，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最敬爱的红司令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他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首都高等院校的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历时十二天，于八月十二日胜利闭幕。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命运的一次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从头到尾是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这次会议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地位。
这次会议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进一步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确立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最彻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副统帅和毛主席的接班人。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对政治局常委、委员作了组织上的调整。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了。这就保证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和会议公报的实行。
刘少奇 邓小平眼看自己当台前人物已经不行了，就寻找代理人。十一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拉到自己家中密谈，并积极地把陶铸捧上台，以维持他们的黑司令部，与毛主席的司令部相对抗。
(三)《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指出：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
八月二日 (一)邓小平跑到人大，继续重弹“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老调，并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胡说什么：“对郭影秋同志，刘少奇同志说，对一个革命者必须是多年评价，历史的评价。”
(二)正当北京各校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一小撮走资派利用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大肆宣传反动血统论，转移视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八月一日晚上，航院附中把《鬼见愁》对联贴到了北大、清华、人大等校，挑起一场大辩论。二日凌晨，陈伯达等同志接见革命小将，指出这副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但由于坏人的挑唆，一些人并不接受。当天下午，北航附中近千人到清华游行，高呼《鬼见愁》这副浸透了剥削阶级反动血统论的对联。清华伪临筹觉得有稻草可捞，支持大辩论，骂不同意见的同学是“混蛋”、“狗崽子”，挑起了群众斗群众。
接着，北京一些院校，清华、北大等校掀起成立“贫协”(工农革干子弟协会)的风潮。但马上被中央文革制止了。四日，江青同志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五日凌晨，总理在清华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八月二日到八月十二日 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到建工学院“蹲点”。
刘少奇选中并不知名的建工学院，是有他险恶用心的。
建工学院工作组七月份在建院大抓“游鱼”，很多革命师生被打成“反革命”。七月三十一日，新市委迫不得已到建院宣布被打成“反革命”的六名师生是“左派”，于是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不满。在党内走资派和工作组的煽动下，一百多名师生大闹新市委。“革”和“保”的斗争尖锐化。八月一日建院二百多名革命造反派串连起来成立了《八一战斗团》，八月二日上午，“多数派”一千一百多人在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幕后操纵下，一哄而起，成立了《革命团》。建院是北京市高校中最早形成两个组织对立局面的学校。当时正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候，刘少奇为了获得反革命“经验”，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新市委给他选择一个“不大不小，不远不近，问题复杂”的学校，供他“蹲点”，“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
八月二日，八月三日连续两天，刘少奇带领大叛徒刘澜涛和谷牧、余秋里亲驾建院。八月四日又在中南海和工作组谈话，一直蹲点到八月十二日，前后作了四、五次讲话，大肆放毒，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在几次谈话中恶毒地影射毛主席说：“有人造反成功了，有理了，但他一当皇帝，别人造反就无理了。”大讲什么：“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企图混淆两个司令部。千方百计包庇工作组，宣传他的反革命经验说：“学生揪住你们，兴趣就那么几天，如果你们态度不好，他们兴趣就越来越高。” “现在问题是如何脱身，错误要讲的。”他马上又说：“不得往上推”以开脱自己的罪责。他竭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干部路线，叫嚷“校党委”，“党团支部、总支书记、总支委员”“原支委、支书” “统统罢掉”。推销他的“引蛇出洞”论，说什么“蛇出洞就好打、刚出了一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 “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这就暴露了他们。”他鼓吹“阶级调和”，抹杀两条路线斗争，扶植保守势力，打击革命左派。为所欲为，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刘少奇的建院“蹲点”充分说明了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八月四日 康生、江青等同志出席了北大革命师生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到清华参加批判王光美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为蒯大富等革命小将平了反。总理在大会上庄严宣布“清华大学从今天新生了！”并高呼“新清华的革命精神万岁”！
八月五日 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司令部同资产阶级司令部激烈斗争的紧要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被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扼杀的危险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实质，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阶级斗争的盖子，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明白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毛主席的大字报是最光辉的革命文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方针。《炮打司令部》是伟大统帅发出的战斗号令，极大地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此，彻底捣毁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群众运动变得更加汹涌澎湃。
八月六日 一些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开大会，辩论对联《鬼见愁》，刘少奇的女儿刘××也混在里头。王任重硬拉江青、康生同志去，企图拉中央文革犯错误。在王任重的煽动下，一些中学生硬要江青同志肯定这副对联。江青同志对他们循循善诱，要他们按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个条件办事。又一次建议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八月八日 (一)党中央通过并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的基本精神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猛烈开火，进行一场真正的彻底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文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她最及时、最英明、最深刻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胜利道路。《十六条》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产物，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热烈欢呼《十六条》的发表。
《十六条》极大地鼓舞和武装了革命群众，调动了亿万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全国人民的大喜事》的社论。
(三)就在《十六条》广播之前几个小时，地院《东方红战斗队》光荣诞生。她一出现就在《十六条》的指引下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发展、壮大。
(四)一个要“革”，一个要“保”，清华大学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八月八日晚上，清华的革命造反派成立“八·八串连会”，旗帜鲜明地指出：①坚决反对“八·七决议”(伪临筹关于所谓斗黑帮的决议)；②坚决把关于工作组路线错误的辩论进行到底，彻底肃清流毒，③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
(五)陶铸在人大讲话，无耻地说：“确实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平同志是老革命了，我是中等，不算老，也是碰到新问题。”
八月九日 王光美得知清华成立《八·八串连会》，当晚就对伪临筹的负责人说：“你们真傻，人家会串连起来，你们也可以串连起来嘛。”于是《八·九串连会》成立了，他们同意伪临筹的八·七分裂决议，美其名曰“尽快斗黑帮串连会”，这是一个和“八·八派”完全对立的串连会。“八·八”与“八·九”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清华大学的反映。
八月十日 (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到党中央的群众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革命群众。毛主席亲切地对被接见的革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最高统帅向七亿人民发出的进军号令。
(二)陶铸式的人物王任重向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派了联络员，控制这些学校的运动。陶、王路线开始贯彻。
八月十一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
(二)北航工作组于八月二日在“多数派”的赞美声中撤走。十日，四百多名同学前去中央文革，坚持要赵如璋回校检查。十一日晚工作组回航院，“红卫兵”挽臂保驾，撕毁革命同学贴出的要求赵如璋、工作组检查的大标语。有人竟高呼反动口号“工作组万岁”。这就是北航“八·一一事件”。
八月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胜利通过。《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宣告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权，使运动向着更深入，更广泛，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是，要把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要把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砸烂，非有一个极广泛极深刻的群众运动不可。
在十一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主席就告诉我们：“决不要以为决定写上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运动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老人家的英明预见。
刘邓靠边站了，陶铸，王任重破门而出，充当了黑司令部的台前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代表。他们打着中央文革“顾问”“副组长”的招牌，耍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忽而从右的方面，忽而又从极“左”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最重要的阴谋诡计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转移斗争大方向。
他们泡（应为“炮”——编者注）制伪文革，组织或操纵保守组织，推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搬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血统论，来搅乱敌我阶级阵线；他们到处宣扬“秋后算帐论”，继续压制革命派；他们反对革命大串联，冷冷清清地开展所谓“斗批改”……当他们的这些阴谋遭到失败时，就跳到极“左”的方面，煽起一股“怀疑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尖锐。
伟大领袖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英明伟大的战略措施。
他先后八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这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
他以最高的热情扶植新生事物，发动和统帅了惊天动地的红卫兵运动。
他最坚决地支持并倡导革命大串连，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成一片，烧得满天通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的内容就是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英雄的红卫兵和革命大串连是这个新高潮的重要标志。
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又一个激战关头，林彪同志“十一”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了，毛主席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的战斗号召！全国沸腾！群众空前规模的发动起来了。
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战略决战中，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胜利召开了。它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它巩固和发展了十一中全会的成果，刘邓的一贯假革命、反革命面目被彻底揭露出来，刘邓路线总溃败！
敌人面临死亡，于是他们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刮起一股“十一月”黑风，炮打中央文革，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首都以英雄的三司和一、二司革命造反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地团结在中央文革的周围，奋勇反攻，十二月红流，汹涌澎湃，奔腾呼啸，滚滚向前；胜利地粉碎了刘邓陶王的反扑阴谋，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根本上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从而，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半年多惊心动魄的群众运动风浪，锻炼了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条件，迎接伟大的一月夺权风暴的到来！
八月上、中旬 《十六条》发表后，纠正了前一段的错误路线，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另外的形式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复杂的，尖锐的。
八月十二日 吴德同志代表北京新市委草草检查了在领导文化大革命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会上传达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出大中学校工作组的通知”，宣布“于最近两、三天内，工作组的全体人员全部撤出。”为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障碍。
《北航》八月二日下午，国防科委突然决定撤走赵如璋工作组，院筹委会组织红卫兵大搞欢送，依依惜别。
《北地》八月十四日晚工作队长邹家尤向全院师生作了仅仅四十二分钟的“检查”，极力回避要害，顿时激起了东方红战士和广大革命师生的愤懑，台下顿时响起了阵阵“通不过”的呼声，但何长工、邹家尤置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在“工人赤卫队”戒备森严的重重护卫之下，逃之夭夭。会后，“东方红”战斗队自行组织揭发批判工作队的大会，伪院文革野蛮地拆除了广播器。第二天，伪院文革组织欢送工作组，敲锣打鼓，唱颂歌，献红花，热闹肉麻地吹捧工作队，什么向“革命的工作队致敬”啦，什么“工作队本来是革命的，检查以后更革命”啦等等，东方红战斗队有战士与其针锋相对，贴出“工作队属于第三类”，“邹家尤后会有期”的标语。主子受辱，奴才发怒，伪院文革歇斯底里大发作，指挥保守派，撕毁了“东方红”队旗，打伤了“东方红”战士，捣毁了“东方红”队部，晚上又用暴力强占了广播室，并把被工作队定为反革命分子的革命群众王××打为“东方红的后台”，拉出去大斗特斗，使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惯用伎俩，企图在政治上陷害东方红。
《清华》八月十三日，清华工作组不明不白地撤走。坚持要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的同志，要求叶林等工作组负责人留下，听取群众的批判，而伪临筹却操纵一些人大肆吹捧工作组，甚至肉麻地称呼“最最敬爱的叶林同志”，并要王光美、叶林等留下当“联络员”。
其他，如北京外语学院，北京邮电学院，轻工业学院等无不如此。工作组溜走了，但欠债总是要还的，拖欠的愈久，必将付出更大的利息。
八月十二日 (一)北大、北师大、北航、清华等院校革命师生召开隆重的欢迎宝书大会。革命师生无限喜悦地拿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新出版的四卷雄文，斗争有武器，革命有方向。
(二)陶铸对来京开会的中南各省(区)委书记讲话时，公然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胡说，“毛主席还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并且恶毒地污蔑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思想，说：“突出宣传主席，不要搞形式主义，空喊口号。”他大肆吹嘘自己霸占的中南地区，说“中南是坚决跟毛主席的”，“中南搞阶级斗争是坚决的，搞文化大革命也是坚决的。”并且明目张胆地为刘邓黑司令部开脱罪责，说什么“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方针。”故意混淆两个司令部，居心测巨。
(三)北京工业大学右派学生谭立夫抛出《从对联谈起》的大毒草，强词夺理地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错误口号辩护，极力鼓吹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借以蛊惑人心，搅乱阶级阵线，挑动群众斗群众。
八月十三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指出，“我们要根据十六条，分析和批判前一段运动的问题。合十六条的就坚决照办，不合十六条的，就改过来。对那些抵制十六条的人就要揭发，就要批判。”
(二)刘少奇靠边站了，大叛徒薄一波作贼心虚地对人说：“今后象刘少奇、邓小平是不能再保了，你们放心，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心里明白”，欲盖弥彰!
(三)中学革命小将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大会，愤怒揭发和控诉前团中央忠实执行刘邓路线在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根据中学革命小将的强烈要求，决定改组团中央。
(四)王任重匆匆忙忙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大会斗几个小流氓，转移斗争大方向。
八月十四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首都革命群众纷纷到中央接待站祝贺，送喜报，表决心。
八月中旬 工作组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魂犹在，不过采取了种种新形式。
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就从后门进来，控制运动。王任重一手操纵了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四个学校，并勾结刘志坚，从军队调来大量的联络员派往这些学校。
陶铸、王任重和新市委利用群众“多数”还受反动路线蒙蔽的所谓“有利时机”，限令各校三天之内选出文革、他们违背巴黎公社原则，不顾少数派的反对，暗中操纵，预先指定，成立了御用的“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等等，夺取了各学校、机关单位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他们指使这些文革会“立即转入斗黑帮”，以所谓的“斗批改”来压制少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月十四日，邓小平、陶铸还特地跑到人民大学，指责革命师生，“已两个月了，斗黑帮还未开始，没人理他，自己内部争论不休，搞的很紧张”。叫马上“斗”黑帮。
这些文革会继承了工作组的衣钵，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原来受压制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小将并未得到解放，依然被文革会的老爷们视为“痞”。而原来被工作组利用，欺骗的群众也没有受到教育，有的还当上了各级文革的头头，在干部问题上他们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各大专院校还刮起了大办劳改队的歪风。
两条路线斗争进入了新阶段，杀开了新回合。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一个要革，一个要保，两派斗争激烈发展。
《北航》十日，四百岁名同学前去中央文革，坚决要求赵如璋回校检查。十一日晚，工作组回航院，北航红卫兵挽臂保驾，贴大标语，“工作组是革命的”，并撕毁少数派贴的要求工作组、赵如璋作深刻检查的大标语。十四日，执行了五十多天错误路线的赵如璋上台作了十二分钟的“检查”。而后，伪院文革急忙开始“斗黑帮”。
《地院》八月十一日，“斗、批、改”兵团毫无准备地斗聂克(院党委副书记)，会上竟有人责问聂克是不是“六·二○事件”的后台。其挂斗黑帮之招牌干包庇工作组之勾当，暴露无遗！
《北工大》工作组长杜万荣走后，被加封为新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继续指挥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谭立夫文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力夫以确保主攻方向为名，布置八·三──八·一一以“斗”黑帮为中心。少数派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打成“大阴谋家”。校文革还声称，“谁敢动杜万荣工作组的一根毫毛，就把它砸得稀巴烂。”谭力夫更是肉麻地说：“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
《清华》八·九派提出一个理论，吸取工作组教训，必须坚持一斗二批三改大方向。大喊“立即打黑帮”。八·十五，匆忙开会斗争党委副书记艾知生。但是，蒯大富等革命小将依然被伪临筹压在下层。很多革命和要革命的教师、干部，被赶进庞大的劳动队。
《北师大》八月十六日，不顾革命师生的反对，宣布筹委会。“正式成立”。十分荒谬地提出：“斗黑帮就是对工作组错误路线的有力批判。”“不要因为批判工作组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北京其它学校的情况也都是如此。
为了把运动纳入所谓“斗黑帮”的正规，新市委苦心地泡（应为“炮”——编者注）制了石油学院的所谓“学毛选斗黑帮经验”，这是一个假学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典型。
北京各校校园里冷冷清清，运动被拉向右转。
全国各地一些党内走资派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
《西安》八·一四、八·一六交大等校革命师生举行静坐示威，揭发西北局，陕西省委挑动工农群众斗学生。从八月四日起，到八月二十五日连续发生流血事件。宝鸡、汉中、铜川等地亦然。
《长沙》，在陶铸、王任重的控制下，王延春一手制造了“八一·一九”事件，血腥镇压革命学生。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天津、太原、长沙、西安等地的革命小将冲破重重阻力，上京告状，来京学习。北京的革命小将开始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煽风点火，支援各地革命战友，革命大串连开始兴起。
八月十五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十分正确地指出：“几十年来，每当我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都是因为党和人民群众有毛泽东同志这样天才的舵手掌舵[，]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南，拨开迷雾，端正航向，使我们革命的大船，能够绕过无数的险滩和暗礁，在大风大浪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轨道，胜利前进！”这篇社论，更加坚定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二)李富春同志在团中央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和首都部分革命师生大会上郑重宣布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停职反省。并指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及过去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中学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的，这些工作组没作好事情，挑动学生与学生的斗争，压制了学生，更恶劣地是迫害了学生。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三胡被停职反省，这是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派和中学革命小将斗争的胜利，它说明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三)中宣部按照陶铸的锣（应为“授”——编者注）意，选出文革委员会，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竭力包庇坏人，结党营私，把已被革命群众罢官的张际春和忠实执行刘邓陶指示的中宣部工作组长臧××塞进文革，掌握大权。还让阎王张子意也参加选举。事后陶铸还说，“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党委”，公然对抗《十六条》，接着就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并规定党支部的任务之一是抓党员的活思想。
(四)就在赵如璋的检查大会上，北航的文革制造所谓学生殴打工人事料（应为“件”——编者注）。组织一些教师学生，招来一批家属、儿童，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反革命杀人犯”“殴打工人”的罪行。还向八大院校工人、红卫兵求援、呼吁。于是地院、林学院、矿业学院在个别人的策划下，果然调集一些工人，敲锣打鼓，去北航示威表示“支持”。甚至远在几十里之外的首都钢铁公司工人也被请来了。北航红卫兵又分乘汽车到国务院告状，并企图以航院全体工人名义发表《告全市工人书》(未得逞)。吵吵闹闹，闹得满城风雨，想一举摧垮少数派。此种伎俩，真是拙笨得很，可笑至极！
八月十六日 (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同志在工人体育场对北京的外地来京学生作了《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讲话，他满腔热情地告诫青年：“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里成长，而是要在大风大浪里成长，我们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自己”，“革命是件不容易的事，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战胜一切阻力，克服一切困难，同志们要顶天立地，经过千锤百炼，经得起一切折磨，经得起一切可能的意外的锉折。要经过各种痛苦，经过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这样剧烈的冲突。要作到老，学到老，学到死。”
(二)陶铸按刘邓旨意，力保中宣部阎王张子意，说张的问题“四类当三类处理”。陶还在中宣部文革常委第一次会议上擅自宣称“常委等于党委”。
八月十七日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给北大校刊题了金光闪闪的三个大字：“新北大”！这是破旧立新的动员令，兴无灭资的号召书。极大地鼓舞了战斗中的革命师生。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
(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鼓励革命青年应该经风雨，见世面，不要怕摔跤，不要怕锉折，要在干中学习，要干起来再学习，要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勇敢地在波澜壮阔的文化革命的激流中战斗。”
(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是由原东方红等战斗队联合组成的一支拥有千余人革命闯将的突击队。是地院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产物，是地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卫士。它抵制了反动血统论，正确地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了一切革命同志，组成了一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军，沐浴着东方红日的阳光，战斗，前进！
(四)陶铸又一次“接见”人民大学红卫兵，再次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
(五)王任重摆出一副太上皇姿态，叫北大在斗、批、改方面“创造一二条好经验”，以树立样板，左右全国，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纳入他的修正主义轨道。他对北大同学到天津点火怕得要死，大骂，“就是北大学生了解天津?”“还相信中央不?”他叫搞文革筹委会，在没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下，违背革命师生的意愿，“马上抓选举”，胡说，“右派选上也不怕。”他鼓吹资产阶级自由结合选举法，说只要凑足二十个人或二十五人，就选一个代表。”
八月十八日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盛大节日，是红卫兵最幸福的一天。
在这难忘的一天，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登上天安门，首次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
会上，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师生“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林副主席号召我们：“我们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从此，革命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滚滚向前。
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支持下，八·一八之后，“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犹如雨后春笋般地从北京发展到全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东方世界，掀起了威震三山五岳，名扬五湖四海的红卫兵运动。这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们，刚气节，英雄胆，赤诚心，硬骨头，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他们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唱着《革命造反歌》，杀！杀！杀！杀得旧世界人仰马翻，杀得走资派胆颤心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牛鬼蛇神对她怕得要死，咒骂不绝，世界革命人民和我国广大革命群众为之叫好，欢呼“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还高兴地对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只有象他那样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气魄的伟大领袖，才敢于放手发动和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一八这一天，将作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节日，载入史册，永放光芒。
八月十九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在八·一八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报导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百万革命小将的盛况和喜讯，消息所到之处，无不沸腾。同时，第一次披露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的消息。
(二)中央组织部革命同志在中央监委革命同志帮助下，揭开了反革命大叛徒安子文统治了二十一年的中央组织部阶级斗争盖子，当晚，陶铸急忙赶到组织部讲话，划框框，定调子。他贪天之功，居为己有，无耻地吹嘘，中央组织部的阶级斗争盖子是他叫中央监委同志帮助揭开的。(实际上是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点了中央组织部的名，才揭开中央组织部的阶级斗争的盖子的。)
(三)清华大学《向日葵》战斗组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轰动了整个清华园。
王任重见势不妙，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一反原先死不让贴王光美大字报之常态，与贺龙、李井泉密谈后，口授贺鹏飞、李黎凤、王小平等人贴出《三问王光美》。并把刘涛找去，过了一天，二十一日，刘涛也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辇子革命》的大字报，墨迹未干，贺鹏飞等人马上出来表示支持。这都是王任重亲自安排的阴谋。
八月二十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解放军报》社论《破旧立新的思想大革命》。
(二)是日晚，北航《红旗》战斗队在暴风雨中诞生。她是航院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捍卫者。她是一面造反的旗，革命的旗，英雄的旗。
(三)陶铸到中央组织部讲话，要革命群众不要把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成员“都打成黑帮分子。那样安子文就不孤立，不要揪得太多，不要人人自危。”叫嚷要“鼓励”安子文，“交待好就不停职反省”。
(四)北工大校文革主任，《巴黎公社红卫兵》头头，右派学生谭立夫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肆无忌惮地诋毁和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歪曲党的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工作组歌功颂德，是一篇反“十六条”的黑纲领。其要害是为刘少奇“罢官”喊冤叫屈，就是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
(五)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革命同志揪出刘、邓的忠实打手、大叛徒林枫，并其批斗！
八月下旬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首都红卫兵小将立即走出学校，涌上街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运动，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红卫兵小将在工农兵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横扫一切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旧街名、旧牌号、旧商标、旧装饰品等陈规陋俗，什么“亨得利”，什么“全聚德”，统统被砸得稀巴烂。狂飙落，起风雷，革命洪流席卷全国，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统统被搞的狼狈不堪。广大工农兵群众无不欢呼红卫兵的辉煌成果，树起大拇指赞叹：“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八月二十四日，首都红卫兵高举反帝反修的旗帜，组织了几十万人的大会，将苏修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正式命名为反修路，同一时期，红卫兵小将冲进教堂，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机关的支持下，驱逐了八名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大灭了帝修反的威风，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首都红卫兵经过浴血奋战，搜出了枪支二六八支，子弹一一○五六发，地契变天帐四一，二九四件，黄金一○三两，白银三四五，二一二两，现金五五，四五九，九一九元，文物玉器六一三，六一八件。
八月二十一日 (一)《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一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社论指出，“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同期还重新刊载了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对其中一段作了新的重要的增添(黑体标出的)：“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于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意味深长的变更，极大地鼓舞了革命造反派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勇气。有力地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的[“]驯服工具论”。
(二)人民大学两大派就郭影秋问题开展了激烈的大辩论，多数派挑动苏家坨（郭影秋四清蹲点的地方）贫下中农围斗少数派。是日晚，陶铸到人大讲话，十分恶毒地说：“今天只能够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起来保卫。”抛出“怀疑一切”的反动无政府主义，煽动牛鬼蛇神攻击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他再次庇护郭影秋，胡说，“郭影秋同志不是黑帮”，叫双方“暂时在郭影秋的问题上停止辩论，我们团结起来，与黑帮斗争。”他继续挑动贫下中农斗学生，说什么，“贫下中农参加大会很好。”
八月二十二日 (一)周总理冒雨到清华向全校革命师生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清华园的革命精神在一天天的增长”，“你们这样热情，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敢闯，敢干，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这样的精神使我很感动。”并指出，“不管工作组哪个人，都应该随叫随到，向群众作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
(二)清华，八·八派在串联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造反派有了自己的战斗组织。清华“向日葵”小组贴出《刘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给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当头一捧。
八月二十三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指出那些顽固的走资派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作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这样一来，就把那些“老子即党”“反我即反党”的荒谬逻辑批得体无完肤，有力地推动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发展。
(二)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光荣成立。革命造反派聚集在井冈山上，跟着毛主席奋勇冲杀！同时，多数派也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师》与之对抗。
(三)地院《东方红公社》派遣了一千多名战士步行到地质部，坚决要求工作组长邹家尤回地院听取意见，作深刻检查，可是地质部党委无视革命师生的呼声，违背中央指示，拒不交出邹家尤，并且煽动群众斗群众。东方红战士忍无可忍，果断地进行静坐绝食斗争，向镇压地院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邹家尤、何长工示威，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示威，他们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斗争的结果，迫使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这就是有名的一进地质部，炮打“何家店”。
(四)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讲话。明明是贼，却装圣贤，无耻地吹嘘自己是“革命家”。大叫大嚷“我搞了三、四次四清，搞了三个省的土改，消灭了三个省的地主阶级，说我对贫下中农的感情不丰厚，不一定，至少比你不少。”他明明是中国天字第一号保皇派，却跳到极左方面，公开散布“怀疑一切”的谬论，说什么“可以怀疑，什么都可以怀疑，什么都不肯定，贴了标签镀了金，很不好。”“怀疑一切是对的，在文化革命中都可以怀疑。”……特别是领导，更要怀疑……。领导的好，怀疑一下，以后还是好的，领导不好，就要怀疑到底，就要把你撤掉、罢官。……每个领导，都要被怀疑被审查，被考验。”他还竭力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胡说：“你讲一句，我讲一句，你驳我，我驳你，你觉得×××哪儿好，可以贴大字报嘛。”
八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六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梁膺庸(化工部副部长)勾结薄一波，蒙蔽群众，在化工学院召开一万三千人的大会斗争化工部副部长、党委书记高扬同志。会上武斗长达半小时之久。会上，薄一波经人转给梁膺庸一张纸条：“中央决定，化工部暂时由梁膺庸代理部长党委书记”。在当天的工交党委会议上，薄说：“各部都开万人大会，不要怕。”称赞梁膺庸，说：“化工部搞得好。”于是，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六日，又连续两次召开万人大会斗高扬等同志，高等被打得遍体鳞伤。八月二十六大会结束时，梁膺庸跳上台得意忘形大叫，“大会胜利结束了，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这是薄一波、梁膺庸陷害革命干部，篡党篡权的一起严重政治事件。
八月二十四日 (一)凌晨一点多，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由北大传到了清华园，清华革命造反派马上贴出了一大批矛头直指刘邓的大字报：《炮轰刘少奇》《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邓小平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等等。中午时候，此类大字报贴满了清华园。清华园沸腾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虽然烈日当空，可是偌大的清华园却挤得水泄不通。
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杆卫士们吓的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在刘邓司令部的直接操纵下，他们集结十二院校的红卫兵到清华附中。贺鹏飞(大军阀贺龙的宝贝蛋，清华伪临筹的主要负责人)跳上台，煽动说：“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党中央毛主席”，“清华大学有一股妖风”。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开始了。
下午二点许，清华自控系红卫兵提着皮鞭铁棍抢占了广播台，五点，十二校红卫兵二千余人跑步，进清华园，实行戒严。广播了所谓的“安民告示”和“最后通牒”。紧张地拍照并抄录了大字报的标题和署名，以备秋后算帐。到七点钟左右，大字报区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给王光美、工作组、临筹等贴的大字报一张不剩。然后，他们就按得到的名单闯入宿舍捉拿“混蛋”、“右派”进行抄家。打人事件接连发生，他们耸人听闻地大喊什么“清华右派翻天了”，“狗崽子要搞政变了”，“勒令”一些群众组织“解散”，并扬言要逮捕《向日葵》等战斗队成员。
白色恐怖笼罩着清华园。一时间，乌云翻滚，恶浪滔天，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卫士们飞扬拔扈，甚嚣尘上，一场刚刚崛起的炮打司令部的革命风暴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这是一桩暴力镇压革命群众，扼杀革命造反精神的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清华“八·二四”事件马上发展到其他学校。当日晚，北航红卫兵封锁大字报区，将矛头指向刘邓等人的大字报移走，制造恐怖气氛。北师大革命师生给刘少奇贴的大字报也统统被盖掉。
(二)北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赖锐锐，李明清(李井泉之子)等人贴出了大毒草《炮轰……》，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并恶毒地影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三)今晚起，北地东方红公社“斗、批、改兵团”围绕工作组问题展开持续两个晚上的大辩论，何长工、邹家尤被迫到会听取批判，保守派“斗、批、改兵团”唆使一群小流氓跳上台去破口大骂，狂妄地要《东方红》交出大旗，限期解散，野蛮地剥夺《东方红》代表的发言权。英勇的《东方红》小将从容不迫，用铁一般的事实愤怒地控诉了何、邹之流执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以革命的高姿态、高风格，赢得校内、外一切造反派的赞誉和支持，从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大长了革命派的威风，锉败了那些跳梁小丑的猖狂进攻，大大推动了地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
八月二十五日——九月二十三日 北航红旗战士到国防科委找工作组组长赵如璋澄清问题。赵怕群众，拒不接见，红旗战士毫不妥协，在国防科委“安营扎寨”，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著名的斗争整整坚持了二十八天，二十八夜，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坚决支持，得到了兄弟院校战友的大力支援。当中央文革把罗舜初(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如璋不肯和北航《红旗》战士谈话的事报告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毛主席指示“要谈”。但罗、赵怕群众怕得要死，还是不谈。后来陈伯达写了字据，立下军令状：
“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夜十二点。”
九月二十一日晚，陈伯达同志亲自到业余航校接见坚持在战斗阵地上的红旗战士，十分赞扬他们的革命精神，陈伯达同志说：“你们是少数，少数是优秀的，先进的。”九月二十三日赵如璋终于向红旗战士认错了。在整个战斗中，红旗战士历尽艰辛，八月二十五日红旗战斗打响之时，也是伪院文革向这支生力军发出总攻击、欲蒋（应为“将”——编者注）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之日，伪院文革及北航红卫兵(保字号)到处造谣中伤，开大会，作讲演，整材料，印传单，组织大字报围攻，还进行政治谩骂，贴出对联，来冷嘲热讽；食堂科也投石下井，不给红旗战士送饭，以饥饿相逼。西城区纠察队假传中央军委指示，用暴力从航校驱赶红旗战士，企图接管红旗战士驻地。但是，所有这些阴谋诡计，暴力手段没都（“没都”应为“都没”——编者注）有能够征服得了红旗战士，红旗战士文来文斗，武来武卫，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持坚（“持坚”应为“坚持”——编者注）到最后胜利。光荣的二十八昼夜，它是革命造反的英勇谱曲。
八月二十五日 (一)三十一所中等学校在师大女附中召开红卫兵头头大会，正式成立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西纠宣言经石油部办公厅主任宋×亲自起草和修改，它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乃是周荣鑫手下的要人李梦夫之作。邓小平、陶铸、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许明、孔原等一小撮走资派充当了西纠的黑后台，西纠就是他们利用部分干部子弟的特权思想和反动血统论在青少年中的影响组织起来的一支资产阶级御林军，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宪兵队，反中央文革的别动队。他们视西纠为掌上明珠，人民币，摩托车，军大衣源源供给，西纠的“声明” “通令”给予大量翻印，流毒全国。各地走资派也相继搞起什么“武汉红卫兵纠察队”“东海前线红卫兵纠察队”等等，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
(二)陶铸在中宣部对中南地区革命师生讲话，故意不谈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不谈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以极左面目出现。大肆散布反动的“怀疑一切论”，说什么，“除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反对，其他的人，只要不革命的就反对，就炮轰”，“不管哪一级党委的领导，不准你们革命，就彻底砸烂。”煽动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
八月下旬 陶铸、王任重之流大肆贩卖反动血统论，宣扬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陶铸竭力赞扬那副“鬼见愁”的对联，“基本正确”“基本如此”，北京盛行着什么“红五类”“黑七类”“自来红”“自来黑”的理论，清华附中红卫兵还写出了所谓的“自来红们站起来”“无产阶级路线万岁”“红卫兵战校对形势的十点估计”等极其错误的文章，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基本如此。”“西纠”“东纠”，“海纠”特别疯狂，他们大骂别人是“狗崽子”，说什么“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扼杀革命。他们封锁火车站，赶外地来京学生，阻止北京学生外出串联，什么“革命的欢迎，不革命的滚蛋！”他们借口回击个别剥削阶级子女的阶级报复，进行武斗，大喊什么“红色恐怖万岁！”把矛头指向群众，造成流血事件，这股歪风由于走资派的煽动，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严重干扰了斗争大方向。
八月二十六日 (一)谢富治同志对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点指示传出，指出，工作组未听完少数派的意见就回去是不对的。对革命少数派予以极大的支持。
(二)北京新市委把全市黑帮头目集中到居庸关以北的“反修堡”，深夜出发，地点保密。名为集训，实是庇护。使黑帮们逍遥法外。这是新市委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次大暴露。
(三)陶铸指使钱忠信去中医研究院传达他们的八·二五讲话，挑动部分受蒙骗的群众连夜赶去西苑医院，发生了八·二六镇压革命群众事件，总理严肃指出：“这是咄咄怪事”“问题严重”，而陶铸却对钱忠信说，“千万不要承认是镇压了西苑的革命运动。”
(四)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站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帮助下产生。
八月二十七日 (一)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一司)成立，这是一个先天不足的组织，虽然其中有一些革命的少数派，如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战斗团》等，但是不少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红卫兵也乘机而入，并取得了领导地位，因此在两条路线的激战中就显得软弱、迟钝、无力量。
(二)中央文革曾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指出北京地质学院，林学院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路线，其后台就是薄一波、陶鲁笳、李人林。薄知道后，大为不满，说，“后来我们没有管了嘛，怎么还说我们支持”，妄图推卸罪责。
八月二十八月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号召革命青少[年]、红卫兵战士象解放军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并强调指出，要学习解放军，认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八月二十九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高度赞扬了红卫兵小将的历史功勋，充分肯定了红卫兵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急先锋作用，高呼“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八月下旬——九月上旬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发现革命大串连这个新生事物，立即以最高热情大力支持，革命大串连迅速形成高潮。首都红卫兵雄姿焕发，杀向全国各地，和那里的革命派一起，战恶风，斗鬼魔“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革命的大串连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它使青年学生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它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打破各地的不平衡状态。在革命大串连中，各地革命派互相交流经验，互相促进，你追我赶，更深入，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更高阶段，从而更加迅速、彻底、全部地埋葬“刘家王朝”。
对待串连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陶铸、王任重和各地的一小撮走资派对革命大串连怕的要死，想方设法加以扼杀。
八月二十七日 陶铸写信给北大校文革聂元梓同志。以“积极搞好本身的革命，创造好的经验”为借口，压制大串连。他写道：“派人出去，当然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为前提，这样支援才有力量，才更能起示范作用。”并斥责革命学生，[“]如有的同学要去外地点革命之火，自己走了这当然不好……。”并一再鼓励北大校文革创造斗批改的“样板”，以作为他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引向邪道的“带头羊”，陶铸还指出，要将此信“尽速印发，可在《新北大》上刊载，广为分发”，结果流毒全国，各地的走资派拿着陶铸的鸡毛当令箭，压制大串连，大赶北京学生。王任重更为露骨，他叫北大校文革用“大辩论”的方式压制大串连，用“考验左派”，“组织纪律”来束缚群众。实在不行了，就稍微松一松，但规定串连人员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然而革命学生志在四海，敢去赴汤蹈火，人员依然源源外流，于是王任重破口大骂起来：“有些同学连十六条也不相信了。实在要走也没有关系，让他们去窜吧！东窜西窜，窜够了还会回来的。至多把运动推后两周。”并在三四千人外出的情况下硬叫筹委会选举校文革，“选完立即转入斗争黑帮。”
在全国各地，一小撮走资派亲自组织和背后操纵一些群众组织，如重庆的“赤卫军”，长沙的“长保军”等等，作为御用工具，挑动群众斗群众，到处刮起了赶北京和外地串连学生的妖风。
＜上海＞首都红卫兵到上海和上海工人，革命师生一起猛轰上海旧市委。曹荻秋向陶铸打电话呼救：“顶不住了，吃不消了！”陶竭力打气说：“你们要顶住。再顶五天就好了。”后来五天不行了，陶又叫嚷：顶七天……顶十天……总之，要曹荻秋之流拼命顶住革命洪流。曹等疯狂地调兵遣将，日夜围攻北京革命学生，白色恐怖笼罩大上海，相继发生了“二·二○” “八·三一”“九·四”事件。
＜重庆＞李井泉和黑市委任白戈之流一手制造所谓的“八·二八”江北惨案，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政治陷害，他们调集工人赤卫军和郊区农民，把首都赴渝红卫兵和重庆革命派打都（似应为“成”——编者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哨部队”，进行残酷围攻。
西安、沈阳、昆明、成都、贵州、杭州等地无不发生类似事件。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革命小将顶着逆流，顽强地和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操纵的保皇组织搏斗，他们废寝忘餐地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取受蒙蔽的革命群众。
八月三十一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二次接见首都和外地来京串连的五十万革命师生。林副统帅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讲话，勉励大家要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善于斗争，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文斗，不用武斗。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讲话，支持外地革命师生到京串连，并决定各地大专院校学生和中学生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
九月一日 (一)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北京市红卫兵代表讲话，谈了团结大多数，分清敌我，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保卫国家要害部门，如大会堂，新华社、广播台、机关、档案等有关政策问题。
(二)陶铸打电话告诉湖南省委：“对于个别坏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湖南省委立即传达给全体党员，为反“右派”，抓“黑鬼”作了思想动员。准备就绪，“九·二四”作了“抓黑鬼”的反革命动员报告。湖南一时乌云翻滚，革命群众又被打成“反革命”。
九月二日 (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传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毛主席为革命青少年撑腰。
(二)“北大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式，聂元梓同志主持大会。王任重俨然一个救世主跑上主席台，大树个人威信，捞取政治资本培植“样板”。这个CC特务，反革命两面派，骗取两胳膊袖章。
九月三日 中央组织部革命群众决定开大会斗争安子文。陶铸突然“驾到”，不准开大会斗争，说“对安子文另有考虑”。以后又悄悄将安接走，直到十二月底还坚持“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叫人把安子文弄走。”可谓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九月四日 陶铸控制《羊城晚报》(九月一日改名为《红卫报》)在报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只刊登第二辆汽车(陶铸乘坐)的照片，不刊登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乘坐的第一辆汽车的照片。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九月五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二)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成立。这个司令部只有很少革命造反派，如北航红旗等，其他多为保守派，所以以后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卫士，被称作保皇司令部。(四)地院东方红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一千多战士又再展英姿，浩浩荡荡地开进地质部，决心要揪回邹家尤听取革命师生的批判，但是，邹家尤却拒不肯到东方红战士中听取意见。何长工还威胁说：“我死了，你们东方红要负责。”并开动一切造谣机器，说什么东方红“威胁首长安全”“何长工休克了两次”，东方红“抢走了国家机密”等等。九月七日，他们调来了“宪兵队”和东西纠，凶神恶煞地把东方红的队伍重重包围，以保护“老干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点名的三反分子何长工)为名，大打出手，撕衣服，揪头发，皮带抽，砖头砸，并抓去了八名东方红战士，进行毒打，关押达二十个小时之久。
挑起武斗的同时，他们又进行反革命的政治攻势。粗暴地歪曲《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的精神，一天广播几十遍，大叫大嚷，东方红违背了中央精神，不在本学院搞文化革命、影响部机关的生产，攻击东方红“影响了他们斗黑帮。”他们制造了法西斯的“九·七事件”，然后又加以歪曲，反咬一口，写了《严正的联名抗议书》，以及所谓的揭发控诉书等等，到处张贴，散发全市。这期间邹家尤稍稍（应为“悄悄”——编者注）溜回地院，坐镇十五天，挂着听取意见的牌子，策划于密室，制造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对革命群众进行分化瓦解，企图孤立《东方红公社》。他们还无耻地把九月十三日要邹家尤返地质部，到东方红公社去听取意见的正当要求，说成是绑架殴打邹家尤的“反革命暴徒行动”，不惜工本，印发几十万份造谣传单，开出专车发于全市，流至全国，以求社会上搞臭东方红。
最后，九月十四日起，他们挑动食堂工人，三天不给东方红战士送饭，然而饥饿算得了什么?东方红战士照样学毛选出早操，还召开了生气勃勃，充满革命造反精神的联欢会。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友，北航红旗、北工大东方红等在斗争艰苦时刻，给地院东方红小将，送去《毛主席语录》，棉衣和食物。
“二次大闹地质部”前后十五天，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曲革命造反精神的赞歌。
何长工们一切卑劣的伎俩都使了，得到的还是失败，东方红岿然不动。东方红战士在斗争中宣传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揪住邹家尤，猛轰地质部，暴露了何长工的原形。为了迎接国庆节，迎接第二届中日青年大联欢，地院东方红公社于九月十九日暂时撤离地质部。何长工，后会有期，何长工跑不掉了！
伪院文革以为又可从这里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对东方红举行了大反扑。
九月六日 (一)由地院、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邮电东方红、北外红旗、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农机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十六个院校的革命少数派发起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光荣诞生。它在自己的宣言中，写道：“目前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作为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这是运动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对于这场斗争不能有丝毫的调和和折衷，我们要团结，而真正的团结，只能在斗争中求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一致的基础上求得。”
这个宣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高屋建瓴，深刻地揭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和伟大意义。
首都三司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它开创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生面。她一成立，就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团结数以千万计的革命师生，握成一个无产阶级的钢铁拳头，狠狠砸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向刘、邓黑司令部，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她派选了大批优秀战士，杀向全国各地，和那里的造反派风雨同舟，休戚与共，锋芒所至，搅得周天寒彻。三司战士的足迹遍天下，三司战士的热血洒九洲。正因为这样，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和一切保守势力在猖狂反对中央文革的同时，却把仇恨发泄到首都三司的身上。但英雄的三司巍然屹立！她顺着历史的潮流，顶着狂风黑浪，成长壮大，短短的几个月，就由两千多人的队伍发展到几万人的浩荡大军，成为首都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中坚力量！她是革命造反派的杰出代表的英雄旗帜，是革命造反的代名词，是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的精华，是新生事物的光辉榜样！
九月七日 (一)毛主席写信给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同志说：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拟宜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写一社论，劝工农不要干予学生运动。(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三)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撤消梁膺庸党内外一切职务，令其反省检查。革命群众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九月八日 陶铸“接见”武汉同学时说：“湖北省委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是跟毛主席比较紧的，工作做得不错。”企图保住他的中南后院。陶铸保皇嘴脸逐渐暴露了，他怕得要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大学生时，故作镇定地说：“有人说我是黑帮，你们还派人到广州调查我的材料，……我不怕。”还无耻地说：“我讲的这些话，不让你们讲出的，如果你们讲出去，我就说你们造谣。”
九月十日 工交政治部革命同志贴出《从右到形“左”而实右》的大字报，揭发、批判了薄一波、陶鲁笳的反革命罪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打破了经委大院死气沉沉的空气。
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 (一)周总理分别接见各派红卫兵代表强调指示，红卫兵组织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①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②坚持文化革命的方向；③以十六条为基础。
并指示，红卫兵组织是：①战斗队；②学习队；③宣传队。
(二)陶铸贪天之功为己有，胡说搞串连“是我的意见，我是搞农村工作的，常搞串连。[”]
九月十三日 谢富治副总理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时指出：“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并说“学校要给少数派平等的待遇。”革命造反派受到积大鼓舞。
(二)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贴出“致筹委会”的公开信，指出谭立夫的发言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应立即收回。十四、十五两日又连续发表二致、三致筹委会公开信。十九日又书面去信，再三指出，筹委会广播、滥印谭力夫的发言是错误的。但北师大筹委会均不予理睬。
九月十四日 (一)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冲天干劲和勤动（应为“劳”——编者注）的优良品质。
(二)北航《红旗》贴出《谈两条路线斗争》的大字报，革命群众广为转抄，震动很大。
九月十五日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三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
《红旗》十二期发表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具体阐述了林副主席上述讲话精神[后]，接着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这次接见大会上，陶铸让《中山大学》保皇头子作为中南地区代表上天[安]门讲话，并趁机把红卫兵袖章送给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与之握手，以美化他的黑主子。
(二)王任重在“接见”清华大学“红卫兵”(多数派)总部的负责人时说：“蒯大富有什么了不起！最多两张大字报，不要理他，秋后算帐”。在陶、王的指挥，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刮起了“秋后算帐”的黑风，来压制革命，打击造反派。
(三)修正主义的杰作——谭力夫《发言》出笼后，一时身价百倍，党内走资派如获至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们把它奉为经典，吹捧它“说出了红五类的心里话”，“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精神原子弹”，“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些高干子女(实际上，有的是黑帮子女)更是狂热称赞这个发言“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精神病似的，叫嚷“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握”。于是，这样一篇“海瑞罢官”式的奇文竟然不胫而起，不久便流毒全国，到处害人，有的地方还搞了什么“力夫语录”“力夫同志”论什么什么，真是荒诞至极，于是乎，谁要是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力夫、李力夫们便跳出来大骂：“他妈的！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狗崽子”替“狗崽子说话”，“不斗黑帮”“反对大讲阶级路线”，“别有用心”等等帽子满天飞来，一时间，阴霾迷漫，邪气横生，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大肆泛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獗一时。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大革命派火眼金睛，立即奋起批判。是日，首都十几个高等院校、北工大东方红、北师级（原文如此——编者注）井冈山“少数派”红卫兵代表召开串联会，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向谭力夫“发言”发动了猛烈的反击，深刻的批判。
九月十七日 陶铸猖狂地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指令在报刊上登发刘少奇的照片。为了突出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竟造假照片，把邓的头线剪下来，装到陈毅同志身上，此即陶铸发明的著名的[“]重换头术”。陶铸效忠刘邓的用心可谓良苦矣。
九月十八日 深夜，陶铸秘密接见广东省委操纵的广州大专院校保守派代表团，对他们大鼓保劲，说：“你们不是保皇派，你们是通过选举来的，不要以为自己是保皇派。”
九月十九日 陶鲁笳欺上瞒下，胡说：“薄一波同志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对薄一波问题作结论，也没有决定(把薄)交给群众去斗。”继续包庇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被毛主席点名的反党分子薄一波。十一中全会上揭发薄一波的文件，陶也一直封锁，不给工交党组的其他同志传阅，直到十月份才迫不得已拿出来，整整被扣压了三个月。
九月二十一日 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死亡公告，对万大加吹捧，天津保守派开五十万人的追悼大会。毛主席指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九月二十二日 (一)陶铸在中宣部布置十月五日以后开始斗争黑帮，妄图转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二)陶鲁笳在控制了经委机关文革后，又企图控制机关红卫兵组织。除了继续施放烟幕，包庇薄一波外，还毛遂自荐地要当机关红卫兵“政委”，并说“一星期可以接见四次”。企图把机关红卫兵搞成“薄家”兵，“陶家”卒。
九月二十三日 (一)“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政权问题”。地院东方红冲破地院文革的高压，奋起造反，查封了院文革办室，夺院广播台。伪院文革保性大发，挑动工人赤卫队“斗批改”兵团，大打出手，武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一百七十名东方红战士负了伤，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中央文革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少数派”，大大鼓舞了其他院校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师生。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大发扬，各校“少数派”纷纷起来造反。第二天，北航红旗、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清华井冈山都采取革命行动，夺取广播台。
(二)清华八·二四事件后，少数派的处境极端艰苦，在高压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一些人产生了右倾，不敢同伪临筹，清华大学红卫兵作坚决的斗争，伪临筹由于名声狼籍，改头换面，重新组合，非法成立了“临时主席团，”，巩固了统治地位，转入冷冷清清的所谓“斗黑帮”，还自吹自擂是“打人民战争”。清华文化大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正是这个严重时刻，九月二十三日，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杀出来了！她坚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充当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急先锋。清华园开始大乱！
(三)陶铸向中央组织部派出变相工作组——“顾问”，独揽大权。
九月二十五日 (一)陈伯达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指出：“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纠正了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还会继续用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看来这一个多月……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复杂。有些人不愿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愿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党的路线，而是执行错误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虽然工作组在形式上撤走了，但还用别的形式代替工作组，他就事先指定、背后操纵假的文革领导来执行错误路线。
这个讲话尖锐地、准确地、科学地概括地总结了八届十一全会后两条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新形式。
陈伯达建议：如果高干子弟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工农兵和普通干部的子女来担任。
(二)陶铸指示熊复用中宣部名义转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的“关于运动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一定训练的建议”，这个文件假借训练压制运动员参加文化大革命。
九月二十六日 周总理参加首都三司召集的大会，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林副统帅、国务院向全体三司战士问好。并点名批评地质部压制地院东方红革命小将。再次重申所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统统作废，一律烧掉，少数派在物质待遇和政治待遇上也要平等。周总理还代表党中央宣布：“凡是工作组强加在你们头上的‘反革命’，‘右派’等帽子，统统取消。”周总理支持三司的讲话，大大鼓舞了革命少数派的志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走向新高潮。
(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
(三)陶铸打电话告诉中南局，为应付潮流，要他们“不要吹自己”，“多讲些缺点，就主动了”。为他的狐群狗党出谋划策，以退为攻，企图逃避过关。他还在给张平化的电话中指示说：“我是主张斗的“(指斗“黑鬼” )”对张平化九月二十四的“捉鬼动员会”大加支持。
(四)[“]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冲破重重阻力，在北师大召开了第一次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市以至全国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九月二十七日 (一)陶铸盗用中央名义，同意华东局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串联的请示。并指示卫生部“把医院的运动搞稳些”，“可以背靠背开座谈会”，“要把医院的党委恢复起来”、“医院文化大革命要按‘四清’部署分期分批进行。”妄图扼杀医院的文化大革命。
九月二十八日 (一)中央军委发出极为重要的指示：“所有同志，凡遇到了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管什么人，什么职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敢于向上级报告，敢于揭发，敢于斗争，都要自觉地、积极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这是党性和革命风格的考验，是衡量毛主席著作学的好不好，是不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个主要标准。自觉地、积极地、勇敢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治是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最高职责。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最大的失职。[”]
九月底 各单位、各学校紧张地投入国庆准备工作。陶铸也在策划新的阴谋，他多次接见西纠，对西纠那个保味十足，“第三号通令”大为赞扬，连称“写得很好嘛！”并造谣说：“中央支持你们。”还亲自许愿让西纠“十·一”在金水桥前当标兵，十月后去广州贸易展览会担任纠察。并叫秘书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说：“西城区纠察队有三百人，在交易会时，要来广州维持秩序。”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杆卫士们也挥举拳头，气势汹汹地对革命的“少数派”吼道：等着吧！国庆节后再跟你们算帐！
他们准备在“十·一”后大干一场，对革命群众实行“秋后算帐”，扼杀文化革命运动。
然而，这是螳臂挡车。历史注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伟大的国庆十七周年。
十月一日 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热烈庆祝国庆。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精力充沛，神采焕发，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一百五十万文化革命大军。游行结束，毛主席又走下天安门城楼，健步走进金水桥，来到欢腾的群众队伍之中，亲切向大家祝贺节日。
晚上，毛主席同百万群众欢度国庆之夜。晚九时三十分，万众欢腾，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主席走进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和大家一起观看焰火。
在庆祝大会上，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代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进攻的号召令，他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的人，只是一小撮，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陶铸在这伟大的声音面前吓得发抖，在签发全国新闻报道时，竟狗胆包天删去林彪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上述指示。他还指示熊复要新华社摄影部编发一张毛主席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于是新华社就用拼接的方法伪造了一张(照片上文字说明：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发布，甚至发到国外，并且编发了新闻照片四千五百套，在国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陶铸还把《欢呼我国三次核试验成功＜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彩色纪录片今起放映》这篇通讯原稿中“毛主席和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中的“最”字删去，并说：“现在不这样提，酝酿一段时间再说。”猖狂地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十月三日 根据林副统帅十月一日讲话的精神，《红旗》十三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明确地指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社论还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林副统帅的讲话和《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是在各地各单位运动被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也就是陶铸、王任重为代表的刘、邓路线所控制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发表的，它总结和肯定了前一阶段革命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功绩，进一步地动员和武装广大群众，从而掀起了空前的群众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大反击开始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崩溃。
十月四日 《联委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了第二次《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猛烈开火——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阻力仍然较大，还有人为谭辩护，但革命巨流已势不可挡。
陶铸的亲信雍文涛(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跑去讲了话。他避重就轻，假批判，真包庇。仅仅说谭的“发言”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与伯达同志的讲话精神相差何等之远！伯达同志曾说：“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那是一篇真正的大毒草，你们要学会批判这样的文章……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十月五日 (一)党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规定：“凡是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还规定，个人被迫写的检查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黑材料要当众销毁。中央批示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并要“坚决贯彻执行”。
(二)是日晚上，罗舜初、赵如璋两同志到北航红旗英勇战斗的阵地业余航校。赵如璋承认北航《红卫兵》《赤卫队》中某些领导人阻挠红旗战士的革命行动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罗舜初答应热（应为“帮”——编者注）助红旗战士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十月六日 《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精神鼓舞下，首都三司发起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师生十万余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江青同志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江青同志还指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要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一小撮走资派。
张春桥同志宣读了军委的《紧急指示》。
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和桂林、扬州、西安等地的代表愤怒地揭发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种种罪行，指出十六条公布以后，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更复杂、更尖锐、更隐蔽地继续进行着。
最后总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讲了话，他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如今，在这个地方，我们把中央的声音宣布了。过去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对一些革命同学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的，甚至搜查，压迫，这类的严重事情，宣告一律平反！”总理还回答了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
大会通过了给我们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和大会通电《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通电呼吁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上旬 (一)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滚滚洪流面前，各地走资派步步为营，顽固对抗。
上海 《红旗》十三期社论只印了一百万份(《要文斗，不要武斗》印了一百四十万份)。为了转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黑市委玩弄“调虎离山”计，叫学生“原则上劳动两周”，把大部分学生赶下乡。并一反常态，突然关心起串连来了，借口支持串连，放走了不少人。
湖北 社论发表后，省委迟迟不表态。武汉地区突然转入所谓“打黑帮”，并大叫大嚷什么“目前只有打黑帮才叫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广东 广东省委对十三期社论不印发，不宣传，同样玩弄“斗黑帮”的把戏。当革命群众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省委又以抗旱为名，把二万多大专学生调到农村。企图避开锋芒。
(二)林副统帅号召，《红旗》十三期社论，军委《紧急指示》，组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强音，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怒不可遏。
十月四日 北航《红旗》经过艰苦斗争，夺得了部分广播权。第二天，又查封了院系文革筹委会的材料组、专案组。
十月六日 北大物理系二同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一扫北大两个月来的沉闷空气。革命师生眼光敏锐，写出了《王任重，责任重》，《北大与武大》等革命大字报，矛头直指当时窃居中央文革副组长的王任重。
十月七日 清华、北大、师大等校革命师生开始批判以李××为首的北京新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八日 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夺了校广播台，并直捣八机部。
十月十日 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召开大会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建议进军外交部，搜出大批黑材料。
同一时期，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夺取了广播台，连续召开了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大会，打破了石油学院长期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
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毛泽东红卫兵》，接连几次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并到最高人民法院造反。北京各个高校纷纷卷入十月风暴。
十月八日 (一)《联委会》在北京工业大学召开了第三次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联委会》就批判谭力夫的发言曾先后向全国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发出三封公开信。
(二)是日，地院东方红小将带着乐队，开着宣传车，以毛主席象为前导，红旗招展，浩浩荡荡，三进地质部。他们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庆祝十六条发布两周月，揭发评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向何长工之流提出七项严正革命要求。深夜，东方红小将带着何长工之流凯旋而归。何长工被揪出来了，“何家店”完蛋了！
十月二十七日，地院东方红小将又四进地质部，扩大战果。
(三)北航发生了严重的电话事件。红旗总勤务站电话被别有用心的人无理切断，致使全院停电话三天，为文化大革命制造阻力。
十月九日 (一)为了对抗十月六日三司主持召开的大会。《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二司)，召开所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大会》，玩弄“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戏。
中央首长没有出席这个大会。
会上，他们不让革命造反派发言。北航《红旗》等组织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造了大会的反，当即得了北京市和外地来京的一百二十一个单位的支持。
从此，这个自成立以来，一直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二司开始瘫痪，瓦解。
(二)清华井冈山战士和广大革命师生坚决要揪回清华园的头号政治扒手、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中央决定让王向清华革命师生作书[面]检查。第二天王光美交出了第一份假检查。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行真反扑。清华革命师生奋起批判，给予迎头痛击。
十月十日 林副统帅向全军发出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推向新阶段。
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统一行动的纲领。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
林彪同志强调：“‘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林副统帅这个极为重要，极为适时的号召，对全国人民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实现思想革命化，更深入，更广泛地展开两条路线斗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响应林彪同志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十月十一日 陶铸对华东工学院代表讲话时，恶毒地咒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刘、邓黑司令部是“教条主义搞残酷斗争”，说什么“不能象教条主义那样，你整我，我再整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十月十二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社论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学校”，“几个月来，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对于广大群众和干部来说，是不上课的上课不考试的考试；比学校里的上课深刻一万倍，比课堂的考试过硬一万倍。”
首都三司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体红卫兵战士最坚决、最热烈、最积极地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
十月十三日 首都革命师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以李××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通过了《告北京市革命群众书》。
十月十四日 (一)北京及外地革命师生五万多人在北师大集会，再次批判以李雪峰同志为首的北京新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师大《井岗山》战斗团、《北京日报》等单位的代表发言。群众揭发批判之后，李雪峰同志代表新市委作了检查。
(二)陶鲁笳在邮电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讲话，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把矛头指向广大党团员，胡说：“多数派里党团员多，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至少说明我们的党团员这种保守落后的思想相当严重……过去我们依靠这些保守落后的人，我们就犯了错误”。并以一贯正确者丑态出现，假惺惺地说：“我是支持你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
陶的讲话引起革命师生的强烈反对，十六日，他急急忙忙来表示：既然错了，就不要再宣传了。并要毁掉录音带，以消灭罪证，当场被革命群众制止了。
十月十六日 聂元梓同志晚八点在北大发表广播讲话，提“揪上扫下”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是一个缺乏阶级分析的错误口号。照这样去做，不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分是广大革命群众还是一撮坏人，就一定要犯方向路线的错误。
十月十七日 地质部何长工与陶鲁笳商妥，向工交党委办公室转移地质学院的黑材料。是日，何长工送来一皮箱黑材料，交给陶的秘书。顽固对抗军委紧急指示。
十月十八日 (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第五次接见北京和外地来京的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一直站在敞篷汽车上，环城检阅了雄伟的革命大军。受毛主席接见的首都和外地革命师生纷纷表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二)就在接见前，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口号事件”。
十七日大会指挥部突然宣布十六日发的“标语口号”作废，另外印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它将第一个口号单中的“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四个口号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字砍掉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三司革命小将立即发现，是谁竟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十八日凌晨，三司总动员，和北航《红旗》战士一起，臂挽臂，肩并肩，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口号，并在首都第一次愤怒喊出“打倒刘少奇！”的战斗口号，冲向天安门，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
很快，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十月十八日晨五点，在毛主席身边中央政治局一起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三司提出的革命口号，作为正式口号被采用。被砍掉了鼓舞人心的口号又重新出现，响彻云霄。并增添了一个新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它呼出了全国七亿人民的心声，它使那些躲在阴沟里的家伙胆颤心惊。
十八日晚，总理接见了三司革命小将，赞扬了小将们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指出：这是斗争得来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胜利的口号，要广泛宣传，呼遍全国。
“口号事件”就是陶铸和他的得力打手熊复一手制造的。当这一阴谋被戳穿后，红卫兵小将纷纷去中宣部声讨、造反。陶铸着了慌，赶忙下令要熊复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主动承担责任。二十日，陶铸又去中宣部找有关人员密谋，布置关于“口号事件”的对策，统一口径，规定什么问题能谈，什么问题不能谈。并极力为熊复开脱罪责说：“熊复的错误不过就是那么一点儿，是工作中的错误，是官僚主义，是政治上的迟钝。”还攻击革命小将：“青年学生动不动就是阴谋，哪有那么多阴谋?又不是黑帮。”并影射总理和中央文革：“就是那么大一点儿事，就被什么人添油加醋。”
(三)在地院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执行者的恶意挑动，食堂工人拒绝给东方红公社社员做饭，东方红战士并没有吓倒，他们奋起造反接管了食堂，成立了“东方红食堂”。吃了“造反饭”，革命劲更大。这个由东方红战士自己管理、自己动手做饭的光荣的“东方红食堂”到如今已一年多了。
十月十九日 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指出：今天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纪念我国文化战线上最英勇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无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是，陶铸却指示熊复、刘祖春只召开一百五十人的所谓纪念鲁迅座谈会，想以此贬低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对抗毛主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中央文革小组发现后立即制止，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十月二十一日 《全国红色造反者毛主席著作学习讲用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会上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南京大学红色造反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组织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表示积极响应林彪同志号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会上宣读了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和大会誓词。
这次大会是进一步揪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誓师大会。是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是交流革命造反经验的大会，是全国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团结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动员大会。
化工学院、邮电学院、地质学院、林业学院等校造反派三百多人去经委机关造反。并在机关内设立《工交系统院校驻经委机关联络站》。
十月二十三日 大连海运学院十五个革命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以红军为榜样，跋山涉水，历时一个月，行程两千多里，从大连来到北京。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中说：“大串联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是支持大串联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陈伯达同志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接见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时说：“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更有力量地斗，更有力量地批，更有力量地改。你们头脑要武装起来，就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当中去。
革命小将热烈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十月下旬，首都各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纷纷组成长征队，开始长征演习。全国各地一支又一支的长证队，冲破当地一小撮走资派设置的层层阻拦，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革命小将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到处煽风点火，缚鲲鹏、征腐恶，大大促进了全国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创立了不朽的功勋。
十月二十四日 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陶铸不得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处理刘少奇“论修养”一书意见的通知书》。但竟规定可以继续出售，售完为止。又规定这一“通知”只发到县、团级，在党内不作正式传达，不得转发等等。以掩人耳目，包庇刘少奇。
十月二十五日 中央组织部二百多名革命群众要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要彻底揭发、斗争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与陶铸联系多次，陶极力反对。他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
十月二十七日 (一)林副主席为《毛泽东号》机车命名二十周年题词：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
(二)我国导弹核武器爆炸成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由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主持布置的《大庆展览会》抬高刘少奇，贬低毛主席。刘少奇的照片比毛主席的照片还大，解说词中，突出刘的所谓两种教育制度。更为严重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仍继续放毒。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去展览会造反。这一革命行动遭到了陶鲁笳有组织有计划的对抗，竟敢在天安门广场挑动工人斗学生。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后，伯达同志立即写信给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表示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十月二十八日 (一)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有各大区、省、市主要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对刘、邓十七年来和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揭发批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彻底破产，刘、邓黑司令部土崩瓦解。捍卫巩固并发展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成果。
十月二十四日进行了汇报会议，主席作了重要指示。
十月二十五日 毛主席在会上做了重要指示，林副主席就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讲话。
陈伯达同志作了两个月运动总结的报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地总结了两个月的文化大革命。
总结报告，主席阅后批示说：“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并指示，“要大量印行，印成小册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起码有一份。”
十月二十八日 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后，对各小组会上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了原则的回答。
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强大攻势下，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会上作检查。他们极力回避要害，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老三篇作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必修课》。
十月二十九 (一)人大召开十万余人大会，批判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
(二)经委同志又贴出《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陶鲁笳为什么要包庇他?》《我们机关运动为什么一直不好?》等四篇革命大字报，经委大院里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十月下旬 正当革命派大举进攻，保守组织纷纷垮台之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吵吵嚷嚷，提出什么“首都红卫兵一、二、三司全部解散”，“解散全部红卫兵组织”，“组织大了就包办代替”等等，地院有人提出“搬开东方红，地院才能乱”。其目的就是要混淆阶级阵线，瓦解左派队伍，抹杀两条路线斗争，阻挠对反动路线的批判。三司的革命小将对这股歪风立即给予迎头痛击。
十月三十日 陶铸接见湖南赴京革命群众代表时，极力吹捧张平化，为张平化打保票。
十月三十一日 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工农兵和文艺工作者代表共七万多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纪念我国文化战线上最英勇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
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到会，陈伯达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我们要“痛打落水狗”，不要纵容和姑息任何敌人。
姚文元同志作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长篇讲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们纪念鲁迅，就是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硬骨头精神。“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彻底砸烂刘、邓反革命司令部。苏联无耻地以“纪念”鲁迅为幌子，借以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阻挡历史潮流的小丑，必将被历史潮流所吞没。鲁迅说的好：“苟有阻碍这前途者，不管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部打倒。”
首都三司大中学校代表各一名，在大会上代表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发言了。
《红旗》十四期发表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先驱鲁迅》。
十一月一日 《红旗》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发表，社论说：“广大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和当前形势大好的重要表现。这说明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并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人民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的矛盾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十一月二日 (一)陶铸到中央组织部，看到革命群众贴了刘、邓许多大字报，指责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做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是学生贴的，要问我，我是不同意的。”说什么：“学生要贴，你没办法，学生有些情况不了解，组织部是党的机关，要按中央的口径办事。”顽固地维护资产阶级司令部。
(二)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等精心策划下，由国家乒乓球队、体操队等出面发起“出国誓师大会”(实向造反派示威)会后，总理立即决定不让荣出国，但荣仍耍阴谋使鬼计，挑动运动员保他。
(三)在北京工作体育馆，首都部分工交高等院校革命师生召开《揭发批判工交党委以薄一波、陶鲁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十一月三日 (一)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在持续七小时的接见大会上，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迈着稳健的步伐，先后九次走向城楼东西两端，向欢呼的人群亲切招手、鼓掌。
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林副主席着重指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于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热情支持和鼓励革命师生步行大串联。
(二)新华社摄影部选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照片，要中宣部审查。陶铸通过他的忠实走卒，在审稿时把一张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同陶铸在一起的伪造照片，签上“可用”字样，要新华社做为领袖照片发行到全国，后被革命群众发觉，阴谋才未得逞。
(三)北京医学院同学在街上给陶铸贴大字报，陶的秘书立刻给文教政治部打电话说：“外边给陶铸同志贴了很多大字报……请你们注意动向！”又说：“北医过去是与彭真有联系的地方，请你们注意。”陶铸还指示其爪牙暗地抄去黑名单。
(四)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军院校文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刘志坚见势不妙，于十月三日召开黑会，搜集群众运动中所谓“过头”的材料，妄图进行压制、打击，扑灭军队院校的革命火焰。
十一月四日 《人民日报》刊载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十一月六日 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文件中指出：“根据各地最近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更集中、（应为“地”——编者注）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促进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互相对立。[”]
十一月七日 北航《红旗》、轻工《红鹰》等二司革命造反派实行“官庭（应为“宫廷”——编者注）政变”。造了二司的反，夺了二司的权，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联络站》。
十一月八日 (一)聂元梓等十一人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贴出《邓小平是党内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的大字报。在首都和外地引起了很大震动。
(二)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的战士开赴山东曲阜县大造“孔家店”的反。
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月十六日 九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两条路线的激战中光荣诞生。富有光荣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杀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工总司”从她成立那天起，就把矛头紧紧即对准上海旧市委。曹荻秋企图把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工总司》开完成立大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上海黑市委的反革命阴谋。广大革命群众忍无可忍。十日凌晨一点，决定乘火车上北京，向毛主席报告工总司成立的喜讯，倾诉上海工人阶级的知心话，控告上海旧市委的罪行。
上海黑市委吓得要命，一面下令在安亭停车，一面唆使数万不明真相的工人、干部、四清工作队员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围攻北上的造反派。沪宁全线停车。上海旧市委一手策划了轰动全面的“安亭事件”。
十日上午 陈伯达、张春桥同志电告华东局韩哲一，叫他说服工人不要北上。但韩不但不贯彻，反动挑动工人北上，企图给中央施加压力。十一日陈伯达同志给工人造反派拍了电报。晚十二时，毛主席亲派张春桥同志乘专车直抵安亭。
十二日上午 张春桥同志向全体工人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意义，劝大家回上海。工总司坚决执行，只派部分人步行去京。
十三日下午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承认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五项要求。
十四日 中央常委开会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十六日 毛主席十分关心上海工人运动，他老人家详细听了汇报，同意张春桥同志的处理，并英明指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上海工人运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下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上海旧市委不甘心“安亭事件”中的失败，曹荻秋之流积极策划，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了旧市委的保皇工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他们到处造谣言、放暗箭。曹公开扬言中央文革“五条”是“大毒草”，“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赤卫队高喊“坚决反对双五条”，“要张春桥同志回上海来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反动口号。煽起了一股反中央文革的黑风。
十一月十日到十一日 连续两天，毛主席第七次接见了全国各地来京的二百万革命师生。十日，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身穿军装，精神焕发，在持续六个多小时的接见大会上，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分乘三千辆汽车和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整个车队绵延三十多里。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对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
十一日下午，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分乘敞篷汽车，继续检阅排列在横穿天安门广场东西长达二十六里大道上一百五十多万文化革命大军。
十一月十二日 (一)新华社播发的《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一文，把毛主席检阅时作的重要指示写在稿子的开头。审稿时，陶铸竭力反对在稿中突出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胡说：“六千辆汽车也很重要，为什么不写在前面?”
(二)×××对二司的代表谈话，表示坚决支持北航《红旗》等革命造反派，要多数派向真理投降。
(三)北大《井冈山》、新北大等召开了揭发批判刘、邓反革命罪行大会。
十一月十三日 (一)刘志坚瞒着林副主席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会上，贺龙赤膊上阵，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横加指责，大泼冷水，想以此达到压制军事院校革命师生起来造反。
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李××同志在大会进行中对大会提出了几点疑问。刘志坚等当场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个大会是刘志坚在军内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
十一月中旬 (一)两条路线总决战。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失败。敌人疯狂已极进行绝望挣扎。
十一月八日下午林学院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伙同“林院红卫兵敢死队”清华、机院、邮电、学工等校一小撮亡命之徒召开黑会，成立反动的地下组织——“一司联络站”。是日晚，在清华大学工学厅出现反动大标语：“刘少奇万岁！”
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高三学生，反革命分子伊林、涤西在清华大学贴出反动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公开信》，肆意诋毁毛泽东思想，恶意攻击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疯狂叫嚣：“无情的辩证法将会使你靠边站”，射出了十一月黑风的第一个黑子弹，革命群众当即痛加反击。
十一月十九日，王府井大街出现反动大字报：“对谭立夫讲话还要一分为二。”矛头直指中央文革。
(二)首都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十一月黑风上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下反首都三司。部分所谓高干子弟，此时成立“四野”，扬言要踏平“三司”。
十一月八日晚上，北京外语学校、一○一中、人大附中等一百多名所谓“老红卫兵”手持匕首，气势汹汹，喊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半夜三更闯入第三司令部，大肆进行打砸抢。什么西纠、东纠、海纠以及那些牛鬼蛇神、社会渣滓，都聚集到一起，犹如一群受到严冬威胁的苍蝇，东奔西撞，贴标语，发传单，造谣言，放暗箭，短短二十天时间，抢砸第三司令部连续发出四次。
反首都三司的妖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十一月中旬下旬重庆、长沙等地，三司联络站及工作人员连续被围攻、毒打、砸抄。
(三)陶铸打着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旗号，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以金钱物资笼络人心，腐蚀造反派，他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一次就批给文艺界串联经费五万元，粮食一万八千斤，煽动二十万人文艺界群众涌到北京。并背着中央，向外骗来京串联的文艺界群众滥发生活费，每人每天发给生活补助费四角，市内交通费三角，一到京便一次发十天的钱。办公用品随便领，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随便用，有的还批发每人大衣一件，甚至有丢钱包者，也拨给一百元以照顾。疯狂地破坏文化大革命。
十一月十五日 由北京第一机床一些人串通工交系统一百多个单位，成立了号称三十万人的《捍卫团》。工贼时传祥当上了《捍卫团》的头头。《捍卫团》受一小撮走资派的操纵，死保刘邓黑司令部，把矛头指向工交系统革命造反派，指向三司。
十一月十六日 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五十多同学去北京一机床厂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革命行动遭到了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广筹委会的无理拒绝，将机院的同学拒之门外。东方红战士采取革命行动，翻墙而入，这下大大触怒了筹委会的头头，他们在寒冷的夜晚，煽动本厂和外厂的《捍卫团》成员对机院东方红战士进行了长达十四小时的围攻，并调来首都二司的纠察队和西纠之类，对东方红战士采取暴行。蛮横殴打，竭力挑动工人斗学生，学生斗学生。
十一月十六日 中央文革坚决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同志到一机床厂指出：“学生以后来，你们应欢迎他们。”“应开大门让他们进来。”在广大革命工人的支持下，经过艰苦斗争，机院《东方红》的战士终于冲破了一机床厂一小撮人的刁难和阻挠，胜利进厂。十一月下旬，机院一百多名同学和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的战友们陆续下厂，他们深入车间劳动、调查，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工厂里的革命造反派，同厂筹委会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十一月十七日 (一)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干部、战士和广大民兵向毛主席的好战士、为抢救红卫兵列车英勇献身的蔡永祥同志学习，要象蔡永祥同志那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认真学习“老三篇”树立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十一月十八日 国家经委、工交政治部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召开揭发薄一波、陶鲁笳反党罪行大会。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
(二)北京新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它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果犯以上罪要立即处理。”外地自十八日后也陆续发布这一《重要通告》。
《重要通告》是陈伯达同志提出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转发的。《重要通告》的公布保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广大革命群众无不为之拍手称快，但却有一小撮人污蔑《重要通告》是大毒草，大阴谋，扬言要“彻底批判。”
十一月十九日 (一)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同志前往北京在“六劳改所”(西纠私设)查看。“劳改所”实际上是个地下法西斯集中营，他们私自关押、审讯、拷打革命师生，不少人被打得骨折、残废、脑震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王光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王光华同学是六中高三(二)班学生，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只因坚决反对反动血统论，被西纠暴徒抓进“劳改所”，毒打致死。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欠下的一笔血债。伯达同志严厉指出：“无论什么人，都不能这样搞。”并命令西纠立即解散“劳改所”。
十一月二十日 (一)上海时代中学革命小将陆荣根，在中宣部贴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型革命大字报，揭发了陶铸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陶铸怕得要死，恨之入骨，叫嚷：“说我是三反分子，不承认。”一面向公安报案，去电上海旧市委查究，一面亲自组织人写大字报围攻，中宣部某些人接连贴出部《铲除这株大毒草》、《决不能把贴反革命传单的家伙放跑》等大字报和《陶铸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许攻击和诬蔑陶铸同志》等大幅标语。陆荣根英勇不屈坚持斗争，十二月一日又贴出第二批轰陶铸的长篇大字报。陆荣根不断受到围攻、盯哨和殴打。神精上、肉体上受到极严重的刺激和摧残。被迫离京，由于陶铸的迫害，一路患病，挣扎到家，不幸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在沪逝世，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是陶铸对革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二)首都红卫兵一、三司令部及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长征宣传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回本单位誓师大会。”周总理在百忙中亲临大会说：“我支持你们开这个大会。”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联回本单位倡议书。”
十一月二十一 (一)陈伯达又一次到六中，再次指出：“要解散劳改所”。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六中革命师生协同公安战士彻底摧毁了六中“劳改所”，六中新生了。
(二)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竭力维护刘、邓。说刘邓路线主要是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工作队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等等。事后，群众强烈反对，陶铸又急忙出来更正，说什么：“十二月二十一日报告时漏了刘邓是立场问题这句话”。真是欲盖弥彰。
十一月二十四日 经委生产局《长征战斗队》，红卫兵《星火战斗队》联合调查，查实登在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华北日报》上，薄一波与安子文等共同写的一个叛党自首的反共启事。
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初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其黑主子的指挥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谋划，密锣紧鼓，登台表演，阴沟里吹出了一股十一月黑风。
十一月二十五日 北航《八一纵队》贴出“一问中央文革”的反动大字报，恶毒攻击中央文革“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出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信号弹。
是日半夜，西纠又一次闯入第三司令部，肆意捣乱，造成流血事件。
臭名昭著的时传祥《捍卫团》也贴出《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捍卫团是一支生力军》的大毒草，把矛头指向北航《红旗》、机院《东方红》等革命造反派组织。
十一月二十九日 北航《八一纵队》抛出第二株大毒草《二问中央文革小组》，接着又于十二月二日抛出《三问》，北航《八一野战团》贴出《也问中央文革》，大肆攻击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怂恿少数派压多数派”等等。
▲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反动的地下黑店“一司联络站”召开联席会议，叫嚣：“十三期社论后，运动向前，是群众斗群众，找根子就是×××。江青同志提出‘左’倾路线。”“中央文革应是巴黎公社的选举”，“给谭立夫翻案。”“第三司令部的后台老板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目前就只有毛主席和林彪能领导。”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
同日，李洪山之流贴出极其反动的大字报《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革命师生个个义愤填膺，林院《东方红》抄了李洪山的《红卫战斗团》总部及广播站。
▲十二月一日李洪山跳到林院辩论会上，大放厥词，说“中央文革产生不符合十六条”，“钦差大臣满天飞”，“把谭立夫打成右派。”革命师生严厉驳斥了李的反动论点。
同日，林院红卫兵《长征战斗队》抛出“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的反动大字报。
▲十二月二日，林院“红卫战斗兵团”李洪山之流及《一二·九》《永向党》《革命到底》《好得很》等抛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及《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两篇反革命大字报。诬蔑中央文命执行一条“左”倾路线。并狂妄叫嚣：“象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踢开哪行呢?不解散哪行呢？”矛头直指敬爱的江青同志，狂妄已极！
天安门前的两侧观礼台上，林院《一二·九》《永向党》贴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大标语。
▲十二月四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雷》小组贴出《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的反动大字报。
同日，在清华、在城内出现《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反动大标语，矛头直指林副统帅。“风烟滚滚来天半”，一时间群魔乱舞，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莫斯科电台、东京电台也似乎得到了“希望”。打开破喇叭拼命叫嚷。刘少奇、邓小平心中暗喜，以为有了翻身之日。这股黑风凄凄惨惨一直延续到十二月中旬。
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 毛主席第八次接见了外地来京的二百五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这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的胜利总结。连同国庆节在内，一个月来，毛主席胜利总结。连同国庆节在内，一个月来，毛主席八次共接见了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这是中国革命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
十一月二十七日 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十一月三十日，首都三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和所属各红卫兵代表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
会议认为，形势越来越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同时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激烈，更复杂，更尖锐，更明朗，党内走资派于垂死之际，要疯狂地挣扎和反扑，他们孤注一掷，在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的同时，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头上，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到会同志表示，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的阴谋也永远不会得逞。会议进行的头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接见到会全体人员及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单位红卫兵战士，并作了重要讲话。
十一月二十八日 二万多革命文艺战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周总理、陈伯达和江青同志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号召全国革命文艺战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彻底批判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努力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新文艺。中央首长在讲话中一再高度赞扬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在谈到京剧改革时指出：“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革命、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中央军委宣布：决定江青同志任解放军文化顾问，北京京剧一团等四文艺团体列入解放军编制。
十一月末至十二月初 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市及至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上海和外地在沪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一万五千多人，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炮齐轰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后，《红卫战报》第五期立刻出版。红卫兵小将要求此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提出“《解放日报》放毒到那里，《红卫战报》就消毒到那里”的革命口号。黑市委无理拒绝了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要求。
十二月三日上海“红革会”小将，列队到《解放日报》社，谈判再次决裂，“红革会”采取革命行动，封闭了《解放日报》社。接着“工总司”及北京、天津、西安等地在沪革命师生纷纷投入战地，支持“红革会”。黑市委神经质似地跳起来，调集了赤卫队等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高喊“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持着凶器，向“工总司”和“红革会”战士发起冲锋，强攻《解放日报》社，到十二月五日，“工总司”等组织一百四十人受伤。黑市委一手挑起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解放日报》社成为当时上海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十二月五日 上海黑市委在受到中央严厉批评之后，不得不在“红革会”提出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上签字。同时，他们又策划了新的阴谋，妄图破坏机器，将报纸停刊罪名加到革命造反派头上。
十二月十一日 “工总司”等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六十万人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肯定《解放日报》事件是“革命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嘴脸，大大地锻炼了上海革命派。不久，上海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反了，曹家后院起火，黑市委陷入四面楚歌。
十二月二日 陶铸在接见武汉赴京代表团时疯狂煽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每个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么司令部，现在就是要轰一下领导机关，试一试嘛！为什么不可以?我主张普遍轰一下的。”
十二月四日 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首都三司战士，冒着刺骨的寒风，举行了一二·四大反击，天安门广场四周，到处是“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阶级敌人新反扑”的巨幅大标语，三司战士还把“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等标语贴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等最醒目的地方”。宣传车奔驰全市，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革命口号响彻北京上空。
首都三司所属各组织还有如：《全国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的同志们，更有无数不知名的兄弟单位。千百万革命造反派，纷纷走上火线投入战斗。西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知道后马上拍加急电报，对一二·四大反击给予坚决的支持。
是日，三司举办的《首都红卫兵》报发表《打跨新的反扑》一文。
一二·四大反击是革命左派的总动员，揭开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反击的序幕。
十二月五日 (一)李洪山纠集了清华、人大、林院等二十三个单位的部分同伙一四五人召开了所谓“首都红卫兵联络员会议”，会上，李再次宣扬了他要“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的三个“理由”，并扬言“一二·九”那天，“上街游行纪念”(后未遂)。李还在会上读了他的大毒草《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毒草——评陈伯达《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当时有人问：“毛主席不是批示了陈伯达同志的总结了吗?”李竟无耻地造谣说：“毛主席的意思是说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在会上，清华大学红卫兵易振亚跳出来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
(二)《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在黑风中哇哇落地。他是原东、西海纠的变种，是被一小撮走资派支持和操纵的反革命组织，是阶级敌人为了适应新反扑的需要而进行反革命势力“重新组合”的产物。他继承了东、西、海线的衣钵，死心塌地的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中央文革，指向三司，歇斯底里地叫嚷“要时刻准备行动”。
十二月六日 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国革命造反者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大会，《首都三司》《全国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赴京告状团，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发了言，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已经宣告破产，但是他们决不会自行消灭。一小撮走资派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采取了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进行反扑。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发扬彻底革命精神，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直到把它彻底消灭。最后，大会通过了《毛主席的一封信》和《致全国革命造反者书》。
十二月七日 (一)陶铸盗用中央名义接见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在京毕业生实习生代表，煽动二、三十万毕业生离开原工作岗位，回校“搞革命”，胡说：“你们要求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合理的，可以的。凡是六五年大专毕业的没有转正的实习生和参加四清的人，原则上有权回学校搞文化大革命。”
(二)地院老保“斗批改兵团”的《‘穷棒子’造反兵团》发表了○○○一号公告，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更大规模地，更大量地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是形‘左’实右，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形式下的新表现。”说什么“目前，有些人重犯王明路线的错误，个别人重蹈彭真道路的复辙!”等等。
十二月九日 (一)《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发布。
(二)周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时严正指出：“中央文革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的”。并说：“现在有一小撮坏人在活动，他们贴标语，撒传单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揭穿他们。”
(三)清华大学红卫兵颜晓东抛出《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反动大字报，胡说：“十月三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臭名昭著的《捍卫团》在红星影院开会。会上有人公开呼喊极端反动的口号，“刘××万岁！”
陶铸伙同广播事业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丁莱夫搞所谓“纪念岗二·九”的阴谋活动，企图借此为刘邓路线翻案，替刘、邓、彭、罗、陆、杨，大做道场，超度亡魂，他们制作一二·九纪念章，还要借人民大会堂开会。因林副主席和周总理坚决反对才未得逞。后来陶铸又以“在内部开会，学习毛著”为名，搞庆祝活动，说什么“一二·九开会，我看可以嘛！”
十二月十日 北大反动组织《虎山行》贴出反革命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同时咒骂三司成员北大《井冈山》保卫中央文革，痛击十一月黑风的革命行动是“变本加利地执行从三司批发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充当了围剿这次大辩论的急先锋”。这篇大毒草即受到北大革命师生的迎头痛击。
十二月十一日 (一)清华红卫兵《雪莲》印出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恶毒地攻击敬爱的陈伯、江青同志。
(二)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开始反击黑风，八·八串联会，发起召开了辩论会，革命师生痛斥了易振亚之流的反动论调。
社论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玩弄的花样。他们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实质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还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镇压革命群众，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夺取新的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革命造反派发出的新的战斗号召。
(二)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联合首都十二万革命群众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彭、陆、罗、杨、誓师大会。会上，把前北京市委黑窝的主要头目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等揪出来示众。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丑态百出，威风扫地。姚文元、吴德等同志出席了大会。吴德同志讲了话，对大会表示坚决支持，北航《红旗》代表在发言中还警告了残酷镇压革命群众，仍在负隅顽抗的王任重、李井泉、李葆华之流。
(三)《捍卫团》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所谓誓师大会。
(四)林院反革命分子李洪山等抛出《江青同志的讲话将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同志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恶毒攻击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
十二月十三日 晨二时，江青同志在国务院北门接见去《红旗》杂志贺喜的群众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
十二月十四日 (一)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与三司，北航《红旗》等单位代表座谈。会上康生同志作了如下插话：“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头目。”
大民主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对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专政。一言堂，只有革命人民的言论自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大民主，大民主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
“攻击林总是否是群众?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作斗争，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江青同志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中央文革的指示大大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志。
(二)首都文艺界十五个单位在工人体育馆联合举行彻底批判三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外地来京的四十多个单位，共一万七千余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张闻天、林枫、杨献珍、李维汉、蒋南翔、陆平、杨述等被拉出来示众。
(三)晚上《捍卫团》中的某些人在无轨二厂地下审讯室拷打《首都职工红色造反团》的成员，灯泡厂的革命工人闻讯赶到，《捍卫团》当场挑起武斗，造成伤亡。
十二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十二月十六日 (一)林副主席为《毛主席语录》写了《再版前言》，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中学革命造反派举行《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江青同志激动人心地说：“毛主席问你们好，他很关心你们！”江青同志严厉指出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是东、西、海纠的后台，并说：“对一小撮打人、杀人的坏家伙要实行专政。”
伯达同志在讲话中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三)借《红旗》十五期社论发表的东风，林院《东方红公社》和《红色造反团》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兵团》、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等单位的革命同志以及在京的外地革命师生，共计四万多人，参加大会，愤怒声讨李洪山之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与会群众一致认为：当前我们同一小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丑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四)晚上，北航红旗战士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扭送公安部。《联动》的一小撮坏头头，借此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公安部。调集一批暴徒，冲入公安部接待室，抢走凶手，并殴打桑副部长和公安人员。公安部拘留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人，进行教育后放出。这就是《联动》的一冲公安部。
十二月十七日 《红旗》十五期社论发出伟大战斗号召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欢欣鼓舞。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到会群众一致表示：坚决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揪出其后台老板，夺取新的胜利。首都三司的代表作了长篇发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向他老人家保证，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倒，死不瞑目。周总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中央首长参加了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江青同志讲话时首先告诉大家：“毛主席是非常关心你们的。”指出要揪出在背后操纵那些保守组织，反动组织的走资派。
伯达同志在讲话中再次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灭亡！”
总理在讲话中，指出“纠察队”已被坏分子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因此要取消“纠察队”。大会结束时，我们敬爱的周理结兴致勃勃地指挥大家高唱《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的革命精神鼓舞全国革命者去夺取新的胜利。
十二月中旬 《红旗》十五期社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敲响了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小丑的丧钟。大反击向胜利进军！十二月洪流滚滚向前！“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林院、清华、师大、北大、地院等许多院校的革命群众多次举行大会，对李洪山、易振亚、伊林、涤西之流进行了彻底的揭发、批判、斗争。公安机关并依法逮捕了他们。
十二月十四日 林院革命师生抄了反革命分子李洪山的黑窝。十六日，开会斗争了李洪山，第二天，李洪山被依法逮捕。
十二月十六日 工大《东方红》将右派学生谭立夫，扭送公安部。
十二月十七日 凌晨公安部公安人员到北航逮捕了“八一纵队”的反革命头目赖锐锐。
十二月十八日 北大东语系现行反革命分子乔兼武又一次跳出来(早在八月三十日，他就抛出了大毒草《造三个大反》)写了极为反动的传单《谈“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为伊林、涤西的反革命大字报叫好，当即被革命师生扭送公安局。
十二月十九日 北大革命师生开大会批判反革命集团《虎山行》的反革命言论。会上，反革命分子王炳章跳上去为《虎山行》辩护。当场被革命群众扣押，连夜送交公安部依法逮捕。王炳章写有极反动的日记，及“红旗十五期社论摘评”，“致毛主席的一封信”等反动文章。
十二月十八日 (一)江青、张春桥等同志在大会堂接见大中院校革命造反派代表。江青同志建议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要联合起来，支持清华革命师生揪王光美。并指示把“养病”的薄一波揪回来。
(二)江青同志在接见工人代表时说：工会不为工人阶级服务，就造它的反。
十二月十九日 (一)总理、伯达、江青同志在工人体育场接见辛勤接待外地革命师生的十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周总理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又说：“毛主席说你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得很好。”
(三)上午，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布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晚上，《井冈山兵团》召开《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坚决镇压反革命妖风，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
《井冈山兵团》发表决议：1．坚决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坚决要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清华作检查，向革命群众认罪。2．对于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一撮反革命走狗狠狠打击，坚决镇压。
(四)一司、二司革命造反联络站，三司、中学首都兵团，采取联合行动，造了各省在北京的情报机构——办事处、饭店，战果辉煌。光从四川饭店就投出子弹两书包，匕首一把，雷管等物。从陕西省驻京办事处里搜出西北大学临委会窝藏在那里的攻击诬蔑革命师生的十九箱黑传单。
十二月十九到二十日 清华出现大量大字报，揭发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强烈要求把他们揪回清华斗争。同时要刘涛、贺鹏飞、李黎风等向群众作检查。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首都文教界十五个单位联合举行彻底摧毁三旧大会，中央文革派人出席了大会。会上，揪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安子文、林默涵、田汉、阳翰生、吴晗等。
(二)石油部党委私自烧毁黑材料。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炮打石油部》战斗队和《全国石油院校联络站》封了石油部大楼，搜出大批黑材料后由“大庆公社”主持召开了批判大会。
十二月二十四日 解放军各军事院校在京同学及首都红卫兵一万多人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斗争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会上把罗瑞卿、肖向荣、梁必业等首恶分子揪出来示众，大快人心。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数千人，冒着严冬的寒风，浩浩荡荡徒步进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宣传活动。上午十时许，他们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揭露了刘邓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并强烈要求政治扒手王光美、王任重、薄一波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二)陶铸死保刘邓，在中组部讲话时，轻描淡写地说：“刘邓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吹响了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
(二)《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一个所谓《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会上一小撮混蛋，赤膊上阵，疯狂叫嚣，高喊“坚决打倒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新资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等反动口号，当晚一小撮混蛋去地院《东方红》总部和其他院校无理取闹。
(三)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等组织，联合成立《井冈山公社》。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余万人参加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愤怒声讨刘、邓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等同志出席了大会。
(二)首都各革命组织纷纷采取革命行动。清华《井冈山》抄了薄一波的家，抄出了子弹、匕首及黑材料。
是日，政法公社等革命组织，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批判、斗争周荣鑫、雍文涛。
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战士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十二月底 上海革命派狠揪荻秋，直逼陈丕显。陈、曹进行垂死挣扎，玩弄新阴谋，假装“改变立场”，不支持工人赤卫队，纵容工人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进行反革命“三停”，：停交通、停水、停电，破坏文化大革命，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十二月二十七日北方区海港停工开始。第二天，更有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单国棉十七厂，就有二千人停工，持续一星期之久，损失百万元以上。他们还掀起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陈丕显说：“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曹荻秋马上搞了“黑五条”，加工资，增福利，抢购物资，闹得上海乌烟瘴气。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新年前夕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爆炸。
(二)来自祖国各方的数千支长征队的革命小将在京举行经验交流大会，热烈庆祝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长征演习的伟大胜利。周总理、康生、李富春、杨成武、江青等同志出席了大会。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向全体长征队的革命小将问好。
江青同志说：“革命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同学们要以勇敢和百倍的革命精神继续前进。”
(三)陶铸在中宣部胡说：“刘邓还是中央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不愧一个头号的保皇派。
(四)“联动”一冲公安部后，反咬一口，造谣说，公安部乱抓人。是日上午，竟调来二、三百名暴徒，二次冲进公安部，强占了八个办公室，大砸大抢，一时间弹弓齐发，石块乱发，并肆意围攻、殴打、捆绑公安人员。他们流氓劲大发，野驴般地尖叫：“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涂上反动口号。其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直到三十日，革命工人、红卫兵闻风赶来，他们才落荒而去。
但事隔一天，三十一日，一百多名联动分子又冲入公安部，大肆进行打砸抢，直到一月一日下午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这就是三冲公安部。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陶铸的包庇下，十一月薄一波带着老婆、孩子到广州“避难”，在省委招待所躲了一个多月，但他那里逃脱得了人民的法网。是日，革命造反派终于将这个大叛徒抓回北京。
十二月三十日 (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发布，揭穿了各地一小撮走资派以搞“红海洋”压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阴谋。
(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姚文元等同志到清华大学接见了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并作了重要讲话。
江青同志向到会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并预祝在一九六七年新的革命形势下，获得更大成绩。
姚文元同志说：“一九六七年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年代，在一九六七年我们将在各个战线上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总进攻。在新的一年里要更高地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七年也是我们革命知识分子更广泛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一年。”
(三)晚，陶铸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百般庇护王任重，说：“(王任重)不仅我信任，中央(实际是刘邓黑司令部)也很信任。”，“现在错误还是两条路线，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革命小将奋起反对时，他大发雷霆，表示“抗议”：“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适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据说类似的话强调了五次)“我还没有撤职，我向你们提出抗议！”“你们要信任我嘛！”“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接见你们的”，“你们认为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我是很高兴和你们谈的，你们不愿意和我谈，你们找中央文革小组谈，找总理谈嘛！”“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我不承认，我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
陶铸的卑鄙行径引起了到会同志的极端愤慨，在革命小将的严辞驳斥下，丑态百出。后来他又篡改会议记录，企图毁灭罪证。
事后，革命小将在中宣部贴出《特号新闻》，揭露陶铸这个反革命小丑的“精采”表演，中宣部革命群众立即写出大字报支持。
(四)清华、高级党校、政法学院等单位革命派，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大会，批判刘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十七年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五)下午，首都革命群众在北京体有馆举行《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晚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单位，演出了革命文艺节目，一些亚非拉朋友也应邀出席了大会。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对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毛主席最近几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
毛主席这一指示给全国大中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增加了新的内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又一伟大创举。
(二)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志九十余人，贴出题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较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陶铸在中宣部所推行的反动路线。
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感到末日的来临，指使广东省有关部门毁掉他以前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企图毁灭罪证，蒙混过关。
年底 首都呈现一派大好形势，革命造反派的宣传车来回于街头，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革命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彻底批判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从党中央滚出去！”“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刘邓的猖狂反扑彻底失败，陶铸、王任重已成为瓮中之鳖。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迎来了伟大的一九六七年，迎来了伟大的夺权革命风暴！
夺权！夺权！夺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什么革命群众刚起来造反，就惨遭镇压?为什么全国范围内都派出了“工作组”，到处实行白色恐怖?为什么“工作组”撤走之后，革命闯将仍受压制，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几个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革命派深深懂得了，没有权，就没有一切，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尖锐的、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
在胜利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激战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黄浦江畔打响了夺权的号炮。这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唱雄鸡天下白”。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太行山红缨高举，渤海湾卷巨浪，西南春雷震长空，东北升起新曙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中学红代会相继成立，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亿万革命群众大团结，自下而上地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其伟大的创举！这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候，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左派，奔赴“三支两军”的第一，参加了“三结合”夺权的领导机构。它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使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加强。
“权”字牵系着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的神经中枢。夺权风暴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恨，‘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串下连，八方呼应，时而绝望的挣扎，时而又暴跳如雷死抱着“权”字不放，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狡猾地把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割其灵魂，变其实质，为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他们打起“夺权”的旗号，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反夺权，或者进行假夺权，掀起一股自上而下的二、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谭震林则是复辟的急先锋。两个阶级围绕着“权”字，展开了最剧烈、最残酷、最本质的大搏斗。
“螳臂挡车不自量”。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宣告了二月逆流的彻底破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及他们的忠实走狗，陶铸被拉下马，揪出来示众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毛主席革命路线。
夺权和反夺权，就是这一阶段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内容和主要形式。
随着形式的发展，造反派由原来被压制的少数变为掌权的多数。侵入到革命组织内部的资产阶级思想、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革命队伍的主观世界的改造，逐渐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问题。革命小将及时提出了“夺头脑里私字的权”的口号，各单位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杀上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地迈进了一九六七年！
一月一日 (一)《人民日报》《红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回顾总结了我们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并且豪迈地指出：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元旦社论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政治任务，掀起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特别是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社论大力宣传了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战略意义，吹响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军号！
(二)首都二十多所高等学校几十万群众统一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群众游行集会，夺取了新年开门红。
(三)中共中央批转了两个文件；“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多数的”及“矿业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在联合统一问题上的一些看法”。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推荐的。
(四)在十一月黑风中，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崔××等人跳出来，两次致信康生同志。用质疑的手法为反革命分子辩护，恶毒攻击中央文革。这天，康生同志对它们的信件的严正的批驳，指出他们的来信是“大毒草”，是为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之流鸣冤叫屈。
一月三日 (一)《人民日报》刊登了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章揭露和痛斥了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量罪行之后指出：“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混过去。”“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文章击中了已经被揪出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和还未被揪出行将被揪出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式人物的要害。
(三)周总理出席《在京归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并讲话坚决支持侨务界造反派彻底批判以方方为首的中侨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总理还传达了林副主席对组织大专院校军训的指示：
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
革命性就是五敢。
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现在有人打不到点上，你不调查研究，怎么能打到点上呢?
纪律性就是革命的自觉纪律。
(四)由学部红卫兵联队、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等单位发起成立的“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开入戒备森严的中宣部，大举造反。他们把“过去阎王殿，今日鬼门关，彻底砸烂”的对联和“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标语刷满中宣部，并设立了“联络委员会办公室”。
一月初 在上海市委内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煽动下，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愈刮愈厉害。各厂发了大批的串联费、加班费、补助费，甚至补发好几年的工资。大批工人赤卫队员被煽动上京告状，部分地方出现了停水停电的严重局面，上海面临着全面瘫痪的危险，上海告急！就在这危急关头，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派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回到上海，亲临前线，领导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全面、彻底的夺权斗争。
一月三日 《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联合上海及外地的革命派，经过艰苦斗争，冲破重重障碍，终于杀出来了，接管了《文汇报》，一举夺了报社的大权。《文汇报》社的夺权，敲响了陈曹之流的丧钟，揭开了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序幕。
第二天，一张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问世，它宣判了旧《文汇报》的死刑。新生的《文汇报》重新刊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发表了《告读者书》，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全市和外地的造反派坚决支持《文汇报》夺权。
一月四日 (一)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现原形了！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
中央首长的指示宣判了陶铸、王任重之流的死刑！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连夜刷大标语、大字报、散传单。北医八·一八等三十多个造反组织三千余群众直奔中宣部揪陶铸。在中南海门口集结了上万的革命群众，群情激昂了，北京鼎沸了。“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打倒反革命陶铸！”“陶铸滚出中南海！”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这个在一个多月前还自我吹嘘“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庞然大物，如今灰溜溜地躲在中南海再也不敢露头了。次日凌晨六点，总理接见了全体揪陶战士，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二)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时指出：“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以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全军文革要重新改组。”首长的讲话：大大推进了军队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开展。这个在军内忠实执行刘邓路线的刘志坚不得不向造反派作了初步检查。
各军事院校革命派雷厉风行，马上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声讨军内忠实推行刘邓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志坚。
(三)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组织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声势浩大的揪斗彭、罗、陆、杨大会。
(四)地院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航院红旗大队等革命组织坚决响应林副统帅关于加强三性的指示，开门整风。
一月上旬 眼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要完蛋了，一小撮走资派输红了眼，变本加厉地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刘邓的黑干将和彭真、林枫结成反党的“桃园三结义”的反革命江湖侠客吕正操此时也跳了出来。他扣压了铁路系统几十个革命组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却印发了五十万份《告全国旅客书》，要全线乘务员为保卫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全面组织起来。他煽动乘务员说：“你们能出乘就出乘，不能出乘也是革命行动。”恶毒挑拨乘务员和旅客的关系。他拿出杀手锏，挑动各地工人罢工，赴京告状，制造铁路中断事故，破坏国民经济。
在农林口，谭震林通过水产部党组向所属渔业公司各级党委发出了停渔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造成了严重的轮船停渔事件。
一小撮走资派又把这股黑风刮到农村，妄想把农村作为他们最后一个堡垒，负隅顽抗。他们煽动农民和工人、学生的对立情绪，公然说：“他们工人要造你们的反，你们就把它造回来嘛！”使大批受蒙蔽的群众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在年终分配问题上，他们恶毒地提出“分光、吃光、用光”的“三光”政策，分掉公积金和储备粮，一下子签发了几十万元的“串联费”……想以此挖集体经济的墙脚，搞垮人民公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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